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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的法庭上

2008年01月29日07:52    来源:zzzzzz

  秋来风雨费呤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这是1933年深秋,陶铸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拘留所时,为悼念我党杰出的领导人邓中夏和罗登贤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满腔悲愤,写下的悼亡诗,以表达对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和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

  施罗,指邓中夏和罗登贤两烈士。邓中夏是红二方面军政委,当时化名施义,罗登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这次被捕,与王明的排挤打击有关。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对不同意他们错误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陶铸在开辟闽南和闽东的斗争中,也都是按照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搞法,对王明提出的教条主义路线,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在工作中是有所抵制的。尤其是陶铸,生性秉直,火暴脾气,遇事敢作敢当,他在实际工作中,都不是按王明的那一套干的。有一次,王明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一位中央巡视员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陶铸也毫不隐瞒地说:“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中央巡视员返回上海后,也如实把陶铸的看法反映给王明了。

  陶铸调离福州去上海是很突然的。1933年3月,正当他领导的闽东各县武装游击斗争广泛开展,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闽东革命形势有如滚滚洪流,处于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王明主持的上海中央局发来个临时通知,叫陶铸立即去上海,另有任用,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由陈之枢接任。通知到达时,陶铸还在闽东农村指导发动武装斗争,他赶回福州,向陈之枢交代一下工作,4月下旬就匆匆去上海。一道同行去上海的,还有王善堂,此人当时是上海中央局派到国民党驻福建的刘和鼎部队里做兵运工作的,此次是去上海中央局接受去江西做兵运工作的新任务。

  陶铸和王善堂到上海后,就由交通站老李安排,在上海四马路附近租下一个小亭子间住。老李原也跑过福建交通,陶铸在福州时就认识他,此时由他负责与中央局联系,并负责给他们送伙食费。过了几天,中央局组织部派人来和陶铸谈了一次话,只是平淡地问了一些福州的工作情况,临走时只是嘱咐陶铸: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

  实际上,陶铸此时已被王明撤职了。

  在这之前,陶铸只有两次到过上海。两次都是暂短逗留几天,就匆匆离去,他对上海的情况不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只好每天呆在亭子间读书看报,只有在晚上偶尔去马路买张小报看看。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陶铸在亭子间住了二十多天,一直等待分配工作,但中央局再也没有人来找他。陶铸心里纳闷,为什么要他接到通知立即来上海,而他急忙赶到上海又不分配他工作呢?想来想去,只能是因为自己对王明和四中全会提过意见而受到排斥。但他自问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他还是按党性原则来要求自己,呆在亭子间,不外出,等候通知。5月17日晚,王善堂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中央局给他交代了任务,让他去江西的国民党军队担任交通联络员,船票已买好,18日一早出发。王善堂曾任我党南京市委书记,被捕后即叛变,一些特务都认识他。后来他又乘机逃回,重新混入党内。18日早晨王善堂离开陶铸住的亭子间,刚到十六铺轮船码头,就被特务认出,王善堂被捕后,马上就招出了陶铸。此时已近中午,陶铸正准备做午饭吃,特务就破门而入,用枪指着陶铸,坐在床上不许动。特务们在屋内翻箱倒柜搜查之后,一无所获,起身就要把陶铸带走。陶铸警觉地看到,靠近床前的窗户上,还挂着一条洗脸手巾,这是做记号用的,毛巾不在,就有情况,交通站来接头的同志就不能进来了。陶铸面对持枪的特务,毫无半点惧色,这时看到毛巾还挂在窗前,心急如焚,因为中央局的交通李友生已约定今天午后来亭子间接头,必须立即拿掉毛巾,保证中央交通员的安全。他身陷危境,却一心想着同志的安全,他刚从床上站起来,伸手就去摘毛巾,特务却立即抓住他伸出的手,怪模怪样地问:“你要干什么?”

  陶铸坦然回答说:“你们要带我走,我拿洗脸手巾。”

  特务狞笑道:“不要拿了。手巾挂在窗前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早知道了。”

  特务把陶铸押下亭子间,在弄堂门口,推上囚车,一直开到上海市伪公安局,关进拘留所。

  在囚车上,陶铸就想:我到上海除了中央局组织部派人来谈过一次话后,只有交通老李送过几次伙食费,只和王善堂两人住在一起,既未在白天外出,更未与任何人联系,怎么突然被捕呢?是不是自己的住处保密不好,被敌人发觉了?在囚车上,他就编好了一套假口供:名叫刘育才,湖南人,到上海来找职业的。此时,他还完全不知道是叛徒王善堂出卖的。

  陶铸被押进拘留所几个小时后,就被带到伪公安局督察处谈话,此时天已接近黄昏,这是一间审讯室,督察处的处长坐在一张写字台的正中间,旁边坐着一位书记官,面前摆着纸笔,记录口供。督察处长刚一提问,陶铸就按照自己在囚车内编好的假口供说了自己的假姓名。站在旁边的特务们听了就冷笑一声,说:“你不要在这里耍滑头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

  陶铸泰然地回答说:“我是从湖南来上海谋职业的,不信你们可以到我湖南老家去调查。”

  特务朝守候在隔壁房间门口的警察一挥手,警察推开房门,用力一推,把叛徒王善堂从隔壁房间里推进了审讯室。

  “你认识他吗?”特务指着王善堂问陶铸。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陶铸不屑一顾地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叛徒王善堂显得特别神气地说:“我们一起从福州到上海,住在一起20多天,你不认识我是什么人?你不是刘育才,这是住旅馆用的假名字,你是陶铸,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这次调来上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我们联系送伙食费和房租的,不都是交通老李吗?”

  最后,这个叛徒还把陶铸和他闲谈的话,也都和盘托出,向敌人献媚。“他是黄埔学生”,王善堂对特务说:“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叶挺的连长,他对四中全会的中央有意见,现在中央是不信任他的,这次调工作,所以没有急于分配。”

  陶铸这时才完全清楚了,是被王善堂这个叛徒出卖了。他没等这个叛徒把话讲完,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这样无耻,出卖党,出卖同志,想以共产党人的血,来换取你的狗命多活几天,你这个可耻的叛徒,亏你还有脸来对质。”陶铸多次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生与死的考验,正如他经常说的:一个共产党人,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誓为革命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想:此刻也无须再和特务们多费唇舌了,他昂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湖南洪亮的乡音,对着正伏在桌上记录口供的敌书记官说:“我是陶铸,中国共产党党员,生为党的事业而生,死为党的事业而死,你们要想从我身上还希望得到什么,那是白日做梦,办不到的。”

  特务这时又追问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福建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问题,陶铸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一个领头的特务看着陶铸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知道审讯再延续下去,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就装出一副笑脸,连软带硬的对陶铸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的很清楚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可是你要明白:进了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轻轻松松地过去,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好吧,今天就到此为止,你回到监房,再好好想想,想好了,我们再谈。”

  “我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陶铸转身走出审讯室时回头对特务们说:“你们要再谈,听便。”说罢,掉头走向监房。

  隔了一天,督察处的特务又把陶铸找去谈话,一进门,特务就问:“想过了吧?今天我们可好好谈谈。”

  “我早就想过了。”陶铸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回答:“早在1926年我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以前,我就想过,考虑过,比较过。在国共合作的时候,我最先是加入国民党的,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我才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因为那时我就坚信不疑地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是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们今天无非是想让我叛变党,叛变共产主义,那你们就想错了。你们用王善堂这样一些不是真共产党员的投机分子的可耻灵魂,来衡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的品格,那肯定是要使你们失望的。”

  特务一听,火了,威胁说:“不要跟他扯了,看来这个人不识抬举,不给他尝尝老虎凳和辣椒水的滋味,他是不知道厉害的。”

  陶铸立即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强硬地回答说:“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怕这一套。”

  这时,有个特务连忙出来打圆场:“还是坐下来,我们平心静气的谈。”另一个特务还装得十分殷勤地问:“你还没吃饭吧?叫碗阳春面来。”还有一个特务,拿茶杯倒了一杯水,送到陶铸面前:“来,先喝点水。”

  陶铸当即一一拒绝,大声表示:“我没有什么好谈的,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特务对陶铸的“攻心战”毫不放松,任凭陶铸厉声斥责,严词拒绝,特务们还不死心,还是软硬兼施,妄图在陶铸身上找出缺口。

  “你退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又参加广州起义,你对共产党这样的忠诚,为什么你的党还这样不信任你?”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特务,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带着挑衅的口吻,想利用王明排挤打击陶铸这件事情上,来动摇瓦解陶铸。陶铸看这个特务的那身打扮和他提出的问题,就猜想出这不是一般的小特务。陶铸心想:这是小特务威胁不成,他们变换花样来劝降了。

  接着,这个特务用一副同情的腔调说:“你在福建工作这么久,来上海快一个月,不分配工作,我们知道你思想上也很苦闷。我们从你身上搜出的两张当票,就足见你来上海后生活是很苦的了。”

  陶铸问:“你的话说完了?”

  几个特务突如其来的听到陶铸这句问话,一时竟显得手足无措,面面相觑。

  陶铸指着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特务说:“昨天叛徒王善堂向你们讲我调工作的事与四中全会的问题,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这是正常的,用不着在这儿谈。至于说到信不信任的事,我可以对你说:革命不是为看谁信任不信任,而是服膺真理,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你们也不必拿这些事想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至于说到在我身上搜出两张当票,这不是很光荣吗?生活有点困难,拿自己的东西到当铺去当,这正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表现,没得饭吃,典卖东西,也要干革命。”最后,陶铸以洪亮的嗓门,用他那双锐利的眼光,横扫在场的特务们说:“我希望你们能相信我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没有旁的念头,就是怎样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党人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的,无一不可对人言。你们要问的,我都说了,这都是真实的。”

  还是那个主要特务开腔:“你是黄埔学生,年纪轻轻的,还可以到军队里做番事业嘛,何必那么固执己见呢?”

  陶铸听了,一笑置之。

  另一个特务又插进来问:“与你联系的那个交通姓什么?住在哪里?”陶铸当头打断了特务的问话:“王善堂不是早就告诉了你们吗?姓张?姓李?姓刘?姓王?我根本不知道,住在哪里,我也根本不知道。”

  这时,那个主要的特务又插进来说:“交通是谁,你说不知道,不问算了吧!福州的组织,你总不好说不知道吧!”

  对特务追查福州地下党的问题,陶铸早在意料之中,随即回答说:“对福州的组织,我希望你们同样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我调来一个月了,负责人一调动,机关也相应变动了,我一被捕,组织上也会立即通知福州的,所以对福州的组织,我也是根本不知道。”

  那个主要特务又进一步逼问过来:“现在的福州组织情况,你说不知道,也算了,不问啦,你是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在你来上海之前的福州组织情况,你总不能说也不知道吧!”

  铁骨铮铮的陶铸,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在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中,从不示弱,更不退让,他明白:现在是在特务的审讯室里,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是在一个特殊斗争的战场上,要和敌人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了。信念与力量,无私与无畏,使陶铸在精神上,首先压倒了一切敌人。

  陶铸整了整衣服,昂然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他穿的是一双半旧的黑皮鞋,白夏布大褂,瘦高个,两眼炯炯有神,然后,他坦然地斩钉截铁地对特务们说:“你们今天要我招出福建组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命有一条,要我漏出半点福建党组织情况,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接着,陶铸以命令的口气对特务们说:“我的谈话,到此为止。”

  陶铸正要转身走出审讯室,那个主要特务马上把他喊住了:“刚才谈的问题,我们要对照一下,你在口供记录上签个字再走。”

  陶铸马上机警地意识到:敌人诱供不成,劝降失败,又要耍新的更阴险的阴谋了,一个问号,迅速在他脑子里提了出来:特务们是不是想利用我的签字,再修改口供记录,以假乱真,制造假口供呢?一个应变的斗争方案,迅速在陶铸的心中形成,陶铸随即提出:“我谈话,你们记录,还需要一个个问题来和我对照,有什么需要要我签字呢?”

  “这是你的谈话,”特务说:“应该签个字,以示负责。”陶铸迅即抓住特务说出的“以示负责”这四个字,将计就计:“那好!既然是表示我对自己的谈话负责,你们拿张纸来,我把我刚才讲的那些话,亲笔写下来交给你们,这样也无需以后再一个个问题对照了。”

  一阵短促的交锋,又把敌人进攻的火力打成哑巴了。

  陶铸从小在湖南祁阳老家念私塾,练得一手好毛笔字,摊开毛边纸,提笔疾书,将自己的籍贯、姓名、年龄及叛徒王善堂指证出来的一些工作职务,都一一的写在纸上。他在自己写的这篇谈话记录中,满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以有力的笔锋,纵情特书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畅论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在这张纸的最后,他用刚劲有力的大字写上了一个共产党人从内心发出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

  陶铸在上海市伪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星期左右,于5月中旬,被押解南京宪兵司令部。经受又一场严峻的斗争与考验。

  曾志是在1933年6月间,陶铸在上海被捕20多天后才在福州得到消息的。同时还从接替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那里听到谣传,说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曾志是经历过残酷斗争锻炼的一位富有经验的革命干部,而且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她从严酷的斗争中认识陶铸,理解陶铸,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陶铸,在革命的战斗中,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一身铁骨的陶铸,决不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贪生怕死,这不是陶铸的品性,曾志当面就回答陈之枢:“现在还没有接到中央的通知,我了解陶铸,我不相信谣传。”

  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张立,听到谣传也不相信。张立说:“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果真陶铸被捕叛变了,现在已经20多天了,福州的党组织,一点也没有受到破坏,福州的组织也没有采取应变措施,根本没有一点叛变的迹象。”张立还提醒曾志:“我住在仓前山,陶铸经常来,有些会议,还在我家召开,要是谣传的那样,我这个地点为什么还这么安全?”张立转而安慰曾志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几乎都是只身杀出重围,死里逃生,他都没有灰心过,你放心,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曾志顿时想起: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任中心市委组织部长时,她就听人说过,陈之枢有个人野心,政治品质不好。当时陈之枢就经常向上海中央局直接主管福建白区工作的负责人李孟达,打小报告,挑拨离间陶铸与李孟达的关系。陈之枢早就想挤走陶铸,取而代之。曾志想到这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为什么谣传陶铸“叛变”这股风,竟是从陈之枢那里刮出来的。

  陶铸被捕的消息传到福州后,曾志在福州工作的处境就更困难。此时曾志被调离中心市委秘书长职务,派到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陶铸被捕,这对曾志来说,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她坚信陶铸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忠诚共产主义的战士。当时陶铸的母亲还在福州,曾志不能瞒住老人,把陶铸被捕的事,也如实告诉了老人。董唐姑是个坚强的母亲,为支持儿子闹革命,她在祁阳老家,敌人的枪口对准着她,要她交出大共产党陶铸,她都面无畏色。这一年来,她来到福州,掩护儿子从事地下斗争,使她更相信从小就有一副犟脾气的儿子,是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的。当时敌人正调动重兵,对闽东根据地进行“围剿”,曾志同母亲商量,把母亲董唐姑送回老家祁阳乡下。曾志去闽东,在闽东农村,坚持打了三年游击。

  1934年,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被捕。他一被捕就叛变投敌。使几年来由陶铸等恢复重建起来的福州地区的党组织,受到陈之枢的叛变出卖,又受到一次严重的大破坏。受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闽东各县的组织,由于陈之枢的出卖,也受到破坏,一大批县委负责人被捕。陶铸的哥哥陶耐存,此时任莆田县委书记,也在这时被捕。从此,陶铸和曾志,音讯断绝,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陶铸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后,一场更为严峻的狱中斗争,在陶铸面前展开。大约过了10天左右,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人来找他谈话。陶铸进屋一看,屋内坐着有四五个人,其中有叛徒王云程,曾任我党江苏省委书记,陶铸只知道此人的名字,并未见过面。主持谈话的是中央党部的一个特务,主谈人就是叛徒王云程。

  主持谈话的特务首先开腔,他慢条斯理地故意装出一副“友好”的面孔说:“你的案情很清楚,也很严重,你在上海公安局督察处态度也是不好的,现在思想通了没有?我们好好谈谈,讲道理,我是来帮助你的。”

  接着,王云程开腔了:“我是王云程,你大概听说过我这个名字吧!?”

  陶铸从心底翻起一阵恶心:原来这就是大叛徒王云程,王明吹捧过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云程厚着脸皮,以党内的老资格自居,在陶铸面前吹嘘一番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斗争历史,然后,不知羞耻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过去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认识到共产主义的确不适合于中国,人民拥护三民主义……”

  陶铸没等这个大叛徒把话讲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头,用讽刺的语气问:“你的大名我早听到过。你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一员吗?我好像读过你被捕前的大作,大骂人家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认识国民党统治已临近崩溃,同是一个人,时间相隔并不久,怎么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就发现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要拥护三民主义?你的思想变得这样快,我倒想听听,你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

  这个叛徒,顿时面红耳赤,坐在一旁的特务,也都不开腔,陶铸面带胜利的微笑,傲然挺立,闪闪逼人的目光,直盯着叛徒王云程那副难堪尴尬的嘴脸。

  王云程胆怯地看看特务,特务凶狠地望着他,王云程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因为今天这场戏,就是特务要王云程现身说法,对陶铸劝降。

  王云程在陶铸的逼人目光下,已六魂无主,此时讲话,哆哆嗦嗦:“我内心很苦闷,”王云程说:“想脱离党感到不容易,同时也怕国民党不相信。被捕后,不仅不咎既往,而且很宽大,很信任,所以决心脱离共产党,今后终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这时陶铸实在忍耐不住了,他猛地把椅子一摔,指着王云程,大声骂道:“无耻!”陶铸用洪亮的嗓门,愤怒的指斥王云程说:“什么叫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今天经你一讲,我完全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了。原来你早就想叛变党,就怕国民党不相信,现在你算是如愿以偿了。在敌人的刺刀下面,为着自己多活几天,昧着良心,出卖灵魂,像条狗一样,被人牵着叫来叫去,你觉得你自己到底是个人,还是条狗?”

  陶铸不屑于再和无耻的叛徒对话了,他把头转向那个主持谈话的特务说:“你说我在上海态度不好,我没有什么态度不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表示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今天已谈的不少,是否不要谈了,你们觉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

  另一个特务说:“不要讲那些道理了,我们尊重你个人的品德,可以不像一般共产党员‘转变’那样登报发宣言,就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从此脱离共产党,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样一句话就行了。”

  陶铸一听,哈哈大笑,一个特务连忙追问:“你笑什么?”

  陶铸转身坐在椅上,以蔑视的眼光,坚定的语气,回答说:“我一个字也不能写,我永远是共产党员。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在上海公安局里,就对你们讲得明明白白的了。”

  这时,特务们七嘴八舌的,有的说:这个人就是不识好歹,就是要到雨花台去。也有的说,年纪轻轻的,又是黄埔学生,很可以为国家做番事业,为何这样固执呢?最后,主持谈话的那个特务说:“既然你还思想不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希望你了解,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太固执了没有好处的。”

  隔了20多天,陶铸第二次被传去谈话。特务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原班人马,只是把大叛徒王云程,换了另一个大叛徒余振飞,另外,还跟来一个胸前挂着“黄埔”证章的人。陶铸一看这阵势,敌心不死,还是妄图劝降。陶铸沉着冷静地思考着敌人可能施展的新花招。但不管敌人如何诡计多端,每次陶铸都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正气凛然的无畏气概和宁死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还不等敌人的阴谋施展,就从精神上压垮了敌人。

  谈话开始还是老一套,问陶铸想通了没有?主持谈话的那个特务,特别向陶铸介绍了那个挂着“黄埔”证章的人说:“今天邀了你们的黄埔同学一位代表来看望你,你们应该好好谈谈。”

  陶铸明白,敌人用叛徒来诱降失败,一无所获,现在又来求助“黄埔同学”了,看来敌人已经挖空心思,无计可施了。陶铸说:“在黄埔,我就参加了黄埔师生控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代表请愿团,早被开除了黄埔学籍。”

  这时,那个挂着“黄埔”证章的家伙,皮笑肉不笑地扯着干瘪的嗓子插进来说:“那些没有关系,你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大家知道的,手续好办,我今天就是代表黄埔同学来劝陶同学的,还是让我们一起搞革命吧。”

  接着,这个家伙,还是亮出了他的“底牌”,万变不离其宗,诱劝陶铸“转变”。

  “你对共产党有好感,不愿对共产党讲坏话,可以不讲。”这家伙又变换了新的手法:“只要你在登记表上表示一下,从此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就可以了,你可以去军队工作,打军阀,打帝国主义,还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嘛?”

  陶铸轻蔑的一笑,说:“你们还配说打军阀,打帝国主义吗?”陶铸当场列举事实,慷慨激昂的指责蒋介石反动政府勾结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陶铸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背叛了孙总理遗嘱,你们与军阀、帝国主义合作,一致剿共,这是谁都知道的。你今天无非是想利用黄埔同学来收买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你们在我身上,又打错了主意。”

  主持谈话的那个特务说:“今天的谈话,看来又无结果,那你决心是下定了!不能改了?”

  “是这样的。”陶铸十分干脆的回答。

  这个特务又问:“如果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陶铸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断然回答说:“不,你放我出去,我也还是只相信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我不愿意骗你。”

  “话不要讲得太死了吧!”特务至此还不死心,怎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就这么“死硬”?他又恼、又气,而又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一种斗败的情绪,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一股对共产党的敬佩。但他还在千方百计的想抓住哪怕是一线的指望,不把大门关上。他又很耐心地劝陶铸:“我们总愿留有余地的,是否这样,还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后果,不要后悔。不然,你的案子,我们要转到军法处去处理。”

  陶铸坦然表示:“我从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经过慎重的考虑过了。我坚信我选择的共产主义事业是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把我的案子移转军法处,那很好,我早就希望这样。”

  陶铸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后,他就和肖桂昌等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陶铸任支部书记,团结狱中同志,坚持对敌斗争。陶铸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邓中夏和罗登贤也先后押进宪兵司令部,邓中夏关在十号牢房。邓中夏入狱的第二天,陶铸就让同狱的共产党员郑绍文去了解他的政治态度。郑绍文对邓中夏说:“老哥,有人问你的态度如何?”邓中夏本来已躺在铺上,听到这个问话,激动地一跃而起,说:“问得好,一个革命领袖,到了这个时刻,同志们应当关怀我的政治态度,老弟,你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是共产党人。”陶铸在狱中,每次提审过庭回来,他都用手势,把他的态度,传达给狱中的同志。敌人认为陶铸、肖桂昌、史东是共产党的要犯,奇货可居,可捞到一笔大功,押进宪兵司令部时,特别优待他们三人,把他们三人从普通监房里提出来,安排住在一间较好的屋子里。现在,特务从他们身上绞尽脑汁,下尽了功夫,仍一无所得,又把他们关进普通的监房去了。

  陶铸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了三个多月,被移交给国民党军法处,开庭审讯判刑。

  在军法处的伪法庭上,为维护党,维护共产主义的真理,陶铸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在死亡威胁的特殊战场上,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作用。

  第一次过庭,陶铸就给敌人继续劝降的阴谋以迎头痛击。主审的法官李华龙,翻翻陶铸厚厚的一叠案卷,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和职业后,用威胁的语气说:“你的案子,中央党部已移交给军法处了,今天是第一次过庭。看来你的案情是严重的,你要好好认识这一点,愿意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面来,还是可以把你的案子退回中央党部作政治处理,不作军法判处。”

  陶铸当即表示:“我已经与中央党部派来的人谈过两次话了,是我自己要求我的案子移交给军法处的,现在不需要再考虑这个问题,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变。你们军法处尽可依法判处好了。”

  这次过庭,军法处还把叛徒王善堂带来对证。陶铸看到:这个叛徒,没有第一次在上海公安局出庭指证时那么神气,耷拉着脑袋,已显得颓丧消沉。陶铸听说,王善堂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后,曾主动请求要找国民党中央党部谈话,中央党部已予拒绝。这条可耻的走狗,现在在特务的眼里,也一钱不值,想向主人摇尾乞怜,也得不到理睬了。

  这次过庭时间很短,只个把钟头。

  第二次过庭是这年的9月中旬,与第一次过庭的时间相隔20多天,主审的法官李华龙说:“你的案情已经清楚,今天无须多问,现在是怎样判处的问题。”说到这里,李华龙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对陶铸端详了半晌,然后问陶铸:“我前次劝你要好好考虑,怎样?现在还为时不晚,还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

  陶铸很明白,这是李华龙想最后以判刑威胁动摇他的信念,迫使他在死的威胁面前,在法庭上自首叛变。陶铸此时的心境,却显得特别坦然,这时,他已一切置之度外,心中只凝结着一件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我要在法庭上使敌人认识共产主义真理的力量。

  陶铸昂然从坐椅上站了起来,面对着主审法官李华龙,回答他说:“我早就回答你们了,没有什么再考虑的。”接着,他以无比的精神力量,钢铁般的语言,在军事法庭上宣称:“我没被捕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被捕后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今天在你们的法庭上重申,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立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在法庭上死的威胁面前,如果为着自己的生命多活几天,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那是最可耻的。”

  “我不是要你搞违背你自己良心的事。”李华龙还是用他那套威胁利诱的办法,继续想动摇陶铸:“我是看你年纪轻轻,可以做一番事业,就这样断送自己,太可惜了。我还是好意,希望你最后几分钟,好好再考虑一下。”

  “可不可以让我在你们法庭上再讲句话?”陶铸昂头提问。

  “可以。”李华龙答。

  陶铸此时以十分激动的情绪,要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宣扬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理想与追求。他不能沉默地离开这个人间,要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总结他这短短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历程,最后一次向党忠诚的宣誓为共产主义真理宁死不屈的决心。

  陶铸首先从他个人的历史说起,他嗓门大,讲得快,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他说:“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为革命、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我曾一度相信过国家主义。到广东去革命,我先加入了国民党。最后,经过比较,我选择走共产党这条路,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为着自己多活几天,叛变自己的信仰,叛变自己的党,叛变人民,叛变革命,把灵魂都出卖了,请问还谈得上什么做一番事业?请问这样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心里真诚的话。你们不相信这追求真理的道路,违背历史的潮流,那是你们的事。”

  室内鸦雀无声,陶铸侃侃而谈,特务们面面相觑,主审法官李华龙端坐在高椅背的法官坐椅上,也一直在听着,没有打断陶铸的话。陶铸讲完了,他好像才醒悟过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看来你的态度是不可以改变的了,那就听候判决吧!”说罢,李华龙垂着头,夹起卷宗,有气无力地说:“退庭。”

  陶铸回到监房,就把过庭的情况和同监房的人说了,监房的人,又通过联系暗号,把陶铸在军事法庭上对敌斗争的情况,转告了各个监房的同志们。此刻,陶铸的心境异常平静,好像一个即将远行的人,一切料理妥当,就等着上路。他决心已定,就等着去雨花台。

  隔了20多天,监房的铁栏栅大门,鎯铛一声打开了,看守喊了陶铸的名字,全监房的人,都异常紧张,通常这样提犯人,都是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要押赴刑场的前兆。陶铸早有思想准备,异常镇静地随看守走出监房,来到监狱所所长的办公室。监狱所长先是问了一下他在监房的生活情况,最后皮笑肉不笑地说:“恭喜你,你案子已判了!”陶铸一听监狱所长说“恭喜”二字,按监狱里的行话说,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了。陶铸跟着问监狱所长,他是怎么判的?想了解个究竟,监狱所长愣了一下,这才想起他还没有收到判决书。原来是这样:监狱所接到军法处的通知,陶铸、王善堂和另一名犯人已判决,所长忘了问明是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早晨一上班,所长就照例分别找犯人谈话,“验明正身”,判决书一到,就把犯人提出执行了。陶铸回到监房,个个情绪都非常紧张,都认为陶铸明天非上雨花台不可。有的紧紧地握住陶铸的手;有的紧紧地抱着陶铸。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这些从不流半滴眼泪的钢强的共产党人,现在个个眼眶都湿润了。

  陶铸看到同志们这个样子,他第一次深深感受到生离死别的滋味,他一咬牙,微笑着昂起头来,对大家说:“你们这是怎么啦?我不是还没上雨花台吗?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立下誓言,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掉脑袋,有什么了不起?”

  陶铸鼓励监房的同志,监房的同志也鼓励陶铸,互相激励,互相鼓舞,革命的深情厚谊,在监房里点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这天放风的时候,不少同志把家属送来的南京板鸭、猪肉、面条、糖、水果给陶铸,郑绍文还托看守买了一碗大肉面送给陶铸。大家劝陶铸多吃点,可劝他的人,谁也吃不下。这一个夜晚,陶铸没有合眼,他默默地在心里拟了一个腹稿,准备天一亮敌人喊他名字时,他一定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讲几句话,鼓励同监的难友,不能使同志们有半点失望。他穿好了衣服,入狱时他穿的一双皮鞋,也穿上了,扎好了鞋带。他特别珍重的把他最珍爱的一件毛衣也贴身穿上了。这件毛衣,是罗登贤烈士在就义时亲手送给他的。当时他和罗登贤同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三号牢房里,罗登贤被敌人押赴雨花台时,从容地脱下身穿的这件毛衣,对陶铸说:“我现在用不着了,留给你作个纪念。希望你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此刻,陶铸穿上这件毛衣,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灼热的激情,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力量。监房的难友,这一夜也通宵未睡。国民党反动派通常都是在黑夜与黎明交替之间,秘密杀害共产党人。这天天蒙蒙亮,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了,看守一路小跑,拧动着监房铁门上的钥匙,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十号牢房门前停了下来,跟着,看守大声喝叫:“王善堂,出来!”这时整个监弄的同志都起来了,都紧贴在监房的铁栏栅门上,不安地望着关押陶铸的三号监房。监狱所的看守,叫叛徒王善堂的名字后,接着又叫了另一个犯人的名字,陶铸这时已整装坐在床沿上,全监房的难友都在注视着他,陶铸正等着喊第三个人的名字,牢房的铁门砰的一下关上了。同监房的难友,这时像从梦中醒来,一下子把目光扑向陶铸,为他庆贺。放风了,陶铸走出三号牢房,神态自若,从容不迫,同志们都窜到他身边,用拳头捶他的背,拍他的头,又叫又笑。郑绍文开玩笑说:“你吃了我的面,怎么没去死啊?”陶铸带着调皮的口气说:“谁叫你送的,你再送,我还吃!”说得把大家都逗笑了,笑得那么开心舒畅。

  监房的同志们,都为王善堂这个叛徒的可耻下场而高兴。在国民党眼里,叛徒本来就是一条狗。现在这条狗在特务眼里,已一钱不值,报废了。

  刚吃过午饭,看守来通知陶铸,要他收拾自己的东西,搬出监房,到监狱所办公室去。这时,监狱所所长才交给他一张判决书,上面写着:按照“危害国民治罪法”第一条第二款,判处陶铸无期徒刑,马上送中央军人监狱,执行监禁。

  国民党反动派对陶铸劝降不成,就用这人间最残酷的“坐穿牢底”的办法,来折磨一个革命者的意志。铁骨铮铮的陶铸,接过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书,昂然走进阴森森的人间地狱。这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名言在他的心上升起:监狱就是学校。他顿时想起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任凭牢底坐穿,革命的意志是消磨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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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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