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五·卅一”运动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已经熄灯就寝。突然有人敲门唤我。开门一看，是同系的女同学霏。她什么也不说，只催我换衣快走。我有点意识到事关重大，便换衣跟她摸黑下楼。那晚月黑天高，我们只凭天上的星光和湖水的反光认路。穿过孙中山铜像后，走上了平日并不熟悉的小路，我依稀认出那是通向教授住宅区的路径。我们进入一个小房间。霏指指床，示意我们今晚就睡在这儿。霏和我躺下后还是不说话，我便也沉默着不发问。心里当然明白了八九，肯定是有情况需要躲避。霏和我一人盖着毛巾被的一角。神经坚强的我很快便沉沉睡去，朦胧中感觉霏似乎睡得不踏实，至少给我盖了两次被子。被子传递的关怀和暖意让我涌上一个念头：她是党员？后来我和霏见面时彼此像有约定，都是淡淡的，不打招呼，更不说话。但这个晚上始终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起她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例如反美抗暴示威大游行中，她都是默默地参加，帮助别人，照顾别人，从未显山露水，甚至没公开发过言。自此，每当我偶一想到谁可能是党员时，霏的形象便会闪现出来。

　　１９４７年５月，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相继举行。５月２４日的全校同学大会选举产生了国立中山大学“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工作委员会，为响应全国的大游行做准备。我是４５名工委中的一员，负责宣传工作。工委会在有“民主堡垒”美誉的文学院三楼办公。５月２８日晚上，工委们正围着大会议桌讨论工作，突然传来消息，有３辆国民党军车进入石牌，车上满载荷枪的军警。常委们正在商讨对策，忽然一阵“锣声”由远而近（事后才知道那是同学们敲击脸盆的声音），原来是已经入睡的同学们闻讯后，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工委会。男同学大都踏着木屐，打着手电，敲着脸盆，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让全体工委受到极大的震撼。常委西一向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言，这时也情不自禁地和全体工委一道高呼口号：誓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进行到底！他还和别的常委一道下楼，就近向同学们表态：同学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一定不怕牺牲，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事后，查实了当晚确有特务系统的３辆军车企图进入石牌，但看到已经引起群众的警觉，便在一片“锣声”中折回了。

　　原定在６月１日的游行提前于５月３１日举行，为的是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５月３０日午夜的文艺晚会后才向全体同学宣布提前游行的决定，距离“五·卅一”黎明的出发只有三四个小时了，而且事先掐断了通市内的电话线，把校车的轮胎也放了炮。果然，校内的特务无法向他们的主子报告，敌人来不及磨刀霍霍，只能临时收买一些“烂仔”冒充工人殴打学生。同学们愤怒了！身高体壮的男同学冲了上去，和特务展开搏斗，夺过他们的凶器，进行反击。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是准备保护我动员来参加游行的女同学的。这时只能高喊：同学们，别怕！同时把大家隐蔽到临街的店铺去。刚把周围的女同学安顿好，只见几个同学抬来一位伤员，那是平素深得大家敬爱的老大哥路荣。同时受伤的男女同学共有２０余人。经过这一场血的洗礼，许多此前还不是积极分子的同学这时表现得非常勇敢，有的从特务手中夺过杠棒，把特务打得抱头鼠窜。

　　１９４７年５月３１日凌晨，距离游行出发只有３个小时，我伏案给母亲和弟妹写遗嘱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政治，再也不可能“退”，也不会“退”了。我给家人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假如我牺牲了，请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为了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了正义的斗争而愉快地牺牲的。希望更多的同学起来继续斗争。”

　　解放以后，我知道了：霏和西当时就是党员。西还是中山大学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工委中的绝大部分，还有通过游行涌现出来的一些积极分子，包括路大哥，都在解放前后相继入党。经过近６０年的考验，他们都是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他们中没有叛党分子，没有贪污腐化分子。他们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终身的合格的答卷：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