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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政治战略的转变及其历史启示
宋留清  黄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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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共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但由于对形势判断发生了失误,导致了在实践中进退失据,妥协退让。五大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不成熟的表现。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探索,并以毛泽东等为代表,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五大自身理论与实践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因此终于无法挽回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两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的探索,并以毛泽东等为代表,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

  一、中共五大关于政治战略的讨论及其在实践中的错误

  五大前夕,中国的政治形势扑朔迷离,各派政治力量酝酿着新的排列组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国民革命,投向反革命阵营。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北京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各地工农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

  在政治形势扑朔迷离的时期,如何分析判断形势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到未雨绸缪,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罗易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听取和讨论了陈独秀所作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报告》、罗易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了言。会上,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大会对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发展前途进行了详细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认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

  关于政治形势,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的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要求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责。在这个阶段中,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

  关于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大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翼力量的核心,所以应继续与汪精卫、唐生智合作,共同推进国民政府北伐。把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视为国民党左翼力量的核心,这个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是五大到八七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策失误的总根源。

  关于土地革命,大会指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强调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才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在政治上,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经济上,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土地问题议决案》还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七条措施。五大提出的土地国有政策有超越革命阶段的“左”的倾向,但《土地问题议决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正确的。

  关于武装斗争,中共五大提出,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非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工人纠察队是保障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并喊出了“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

  五大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如土地革命、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对武装斗争在理论上也有了一定认识,但由于对形势判断发生了失误,对革命的动力、依靠力量、同盟军等问题认识不清晰,导致了在实践中进退失据,妥协退让。

  1、压制工农运动,搁置土地革命。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不断高涨。1927年春,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分配土地阶段。但5月爆发了夏斗寅事变和马日事变。两次事变的发生,使得武汉国民政府急速右转,标志着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此时应当放手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采取了压制农民运动、制止农民分配土地的错误政策。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叛变革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起草了一个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承认农民运动过火,说农民运动过火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中共不负此过火的责任。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决议。决议认为马日事变是工农运动引起的“纠纷”。决议提出解决此目前严重问题的态度是:在乡村农运中,应切实矫正农民之幼稚行动,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土地问题,必须在能使革命军官中立,能与左派群众及领袖共同行动的条件下才能解决。

  马日事变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认为: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中共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7月1日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时,鲍罗廷明确提出,此后不要再提土地革命,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什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后来政治局完全实行了鲍罗廷的路线:中共暂时受些委屈,合作东征,渡此难关,待东征成功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只要东征期间汪精卫不反共,我们一切退让均可以。

  2、放弃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1927年5月夏斗寅事变和马日事变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担心国共合作会走向分裂,给鲍罗廷发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向武汉国民政府妥协。6月30日,陈独秀在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指出:中国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中共五大提出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左翼联盟的领导权,而决议案中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当然领导地位”,这是政策上的矛盾。决议案还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只能以国民党党员的资格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工作;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可以以请假的方式避免政局“纠纷”。这就进一步使国共合作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国共合作名存而实亡。

  在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公开提出“去鲍、驱共”的形势下,汪精卫分共的决心已下。1927年7月4日到7月7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决定退出国民政府;经过动摇犹豫,决定退出国民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回忆道:“这一犹豫不决的思想与谈判,便是五次大会之政治局最后向国民党与世界告别的政见,便是中央重新从武昌迁回汉口的几天之内最后的‘奋斗’。”“机会主义自身已崩溃而粉碎,中央政治局也不能不散伙了。”

  由此可见,从中共五大到7月13日宣言之前,中共最高决策层一直把中共与汪精卫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当作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一步步妥协退让,但是妥协退让不但没有挽救和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反而促进了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直至彻底背叛革命,屠杀工农。

  3、取消农民暴动,解散工人纠察队。

  在夏斗寅叛变革命、马日事变、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势下,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手掌握军队,作最后与汪精卫集团决裂的准备。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继续把汪精卫看作国民党内左派领袖,执行联汪反蒋的错误政策。从中共五大到7月13日宣言,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一方面取消农民暴动,另一方面自己放下斗争武器,解散工人纠察队。

  许克祥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发来一个电报,斥责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罗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中共派50名军事人员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派去大批军事人员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为指挥湖南暴动,中央与国际代表组织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后来开会数次,罗易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所决定的款项也迁延不发,而此时中央已派去了大批军事人员,急需具体实施计划与款项。最终暴动计划和特别委员会均被取消。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1926年l0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压制工农运动,限制工人纠察队的活动。6月28日,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

  二、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的转变

  (一)八七会议的背景:汪精卫叛变,中共中央改组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冯玉祥、唐生智的反动,大革命的失败,使原来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一下子明朗化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酝酿着政治战略的转变。

  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的前两天,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国际电令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并决定成立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五人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最后阶段带有转折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变化。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发布了7月13日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瞿秋白在八七会议的报告中说:“7月13日我党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① 这个宣言公开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支持右派军官屠杀工农群众的反动政策,并号召工人、农民及革命士兵跟着共产党奋斗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转变的开始。临时中央从7月下旬到8月初作了三项重要决策:一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二是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三是确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

  (二)八七会议的两大中心战略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检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应当在过去指导思想的错误中学习,把力量建立在工农群众的身上;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等的实现力量如何。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国民党宁汉两大势力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获得的这种经验教训,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政策资源,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

  八七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推行右倾妥协政策的教训:在五大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谭平山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八七会议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最近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和措施,包括: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善农村中贫民的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解除民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武装农民等。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与中共五大《土地问题议决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坚决地把土地革命的政策贯彻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来推进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

  八七会议深刻检讨了过去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办外交的错误,指出,这种政策实际上在士兵之中没有任何作用,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系统的集聚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伍,使后者一旦组织起坚固的力量,便可以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的。

  会议向全党提出了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将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三)实践中的成果

  八七会议上两大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赋予了中国革命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1、武装起义的爆发

  在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比较大的起义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等。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在井冈山上开辟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2、土地革命的开展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通过各个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实践,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同时,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支援红军和中国革命。

  3、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开辟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论断,为复兴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三、历史的启示

  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没有找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由于国共两党的理论基础、纲领不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实践方式和手段不同,选择了党内合作的方式,这注定国共两党只是暂时的同盟者。我们党理论上不成熟,忽视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对复杂形势的判断失误等原因,使第一次国共合作以中国共产党的暂时挫折与失败结束。中共八七会议是对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大革命后期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实现了党在政治战略和政策上的转折,并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新阶段。

  从这段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转折时期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各个阶段发展历史的对比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科学判断形势,是一个政党实现领导的基础。

  在大革命中,正是由于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不深刻,不能正确判断各个阶级和阶层在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政治取向,不能科学地判断和把握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战略上的失误。中共五大在理论与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要实现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从而在实践上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一方面要与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组成左派联盟,共同推进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由于汪精卫及其国民政府的反对而妥协退让,把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搁置;一方面认识到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非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工人纠察队是保障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喊出了“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另一方面又压制工农运动,解散工人纠察队。这种政策犯了与处理蒋介石集团关系时同样的错误,是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政策的基本走向。在国民党尚能在行动上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推进革命时,这种政策是正确的;但当国民党宁汉两大势力日益向右转,叛变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终于无法挽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二)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先决条件。

  正是由于在“二次革命论”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失误,从而导致了政策取向的错误,一步步走向了死胡同。第二次国共合作面对的是同一对象,但由于我们党理论上成熟了,对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阶段、动力、步骤等已经有了科学认识,找到了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理论上的成熟保证了党的基本战略和政策取向的正确,尽管在某些时期也会发生判断失误和动摇,例如西安事变后短时间内(不到一周)对形势的判断和对蒋介石的处理曾有争论,但由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正确的,很快就克服失误和动摇,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有时也有局部的失败,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但很快就战胜了挫折和失败,并赢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权。

  (三)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一个党成熟的综合体现。

  在大革命中,我们党的决策层在政治斗争经验上很幼稚,屡屡受到形左而实右的国民党右派的欺骗,自己放下斗争武器,最后导致赤手空拳面对血淋淋的屠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由于我们党有了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集体,面对抗日战争中复杂多变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取向,始终能够审时度势,站在民族战争最前线,把握斗争的主动权,在反击日寇的民族战争和反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斗争中,壮大了自己。

  〔作者宋留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博士,江西井冈山 343600;黄少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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