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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关于抗战问题的讨论
——以《大公报》与《申报》的讨论为例 
张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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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抗战问题成为朝野的热点话题,而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载体也立即作出回应,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表现尤甚,两报对事变的反应几乎主导了当时的整个舆论界。

  事变次日,《大公报》即在当日要闻版刊载“最后消息”予以报道,这是关内最早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20日,《申报》发表日军突占沈阳的消息。同日,两报以近乎相同的题目发表评论,《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坚决反对与日决战,主张以忍辱负重精神保存实力,以国力大发展消弭外患。《申报》社评《日军突然占据沈阳》则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日人暴行的愤怒,号召国际社会对日“予以有效之制裁”,告诫国人“应急起共谋所以自救”。23日,《大公报》社评《国际发言后之辽吉被占事件》虽指斥政府“不抵抗”“顽顿无聊”,但又说目前“以中国环境之困难,当然努力免战”。《申报》社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即反对政府不抵抗政策,坚决主张抗日。显而易见,两报于事变不久即在各自政论中阐明了自己的和战主张,前者呼吁“隐忍准备”,反对与日开战,力图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中日纷争;后者则大声疾呼朝野奋起抗争,坚决主张抗日,声明外交无望之日即为中国出兵抗日之时。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回击之策在于军事抵抗和外交解决两途,而两报关于抗战问题的基本主张就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出来。在军事抵抗方面,两报均有军事抗敌与外交解决同时并举的阐述。如《大公报》11月25日社评《施肇基与马占山》、《申报》11月20日时评《两支孤军》均将国联代表施肇基和抗日英雄马占山并列一起,来阐发自己的对日主张。但这种情形在《大公报》仅为个别现象,在《申报》则为一贯做法。因为前者虽偶言及军事抗战却往往将军事与外交混谈,并在通常情况下只谈外交解决而无军事抗敌的话语。11月中下旬,全国各界掀起“迎蒋北上抗日”运动,要求政府积极准备出兵抗战。《大公报》于22日发表《国家真到严重关头》社评,极力劝阻民众请战呼吁与抗日激情。26日,社评《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又进一步表达了反对与日决战的观点,指出“国难是长期的”,应通过“持久奋斗以破敌”。同一时期,《申报》时评既讨论了外交解决可能又兼顾了军事抗敌选择,既勉励施肇基又歌颂马占山,体现出在和战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该报时评尽管屡屡言及如何从外交上应对国难,但言谈中每多阐述外交的种种不利,深感须在军事上抗击日本侵略。如12月7日时评称:“国人今已准备拼生死救我民族之生存,外交上让无可让之日即我国人最后奋斗之时”。1932年1月15日和16日的两篇时评更指出:中国欲“以外交手段消灭战祸”已无可能,“惟有拼死肉搏”之途。很明显,《申报》关注外交应对之时并未放弃军事抵抗主张。与《大公报》相比,《申报》关于军事抵抗的态度是积极的。

  在外交解决方面,两报均向世界宣传日人暴行,或以请求或以告诫方式争取国际舆论,并都体认到国联及国际公约的局限性,强调中国自处之必要。如《大公报》指出:“吾人诚不应过存依赖之念”,“乃应刻刻在念,作自卫之准备”;《申报》则称“国人勿徒依赖国联”,“当速奋起以谋自救”。不过,两报在国联及其公约效力上存在歧义,前者虽认识到国联及其公约的虚弱性,却相信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日本作为国联成员国和国际公约签字国必“有怵于国际公论”,国民应“恢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力”以求争取国际公论,这亦是中国自处的必要所在;后者则大声疾呼“强权即公理”,认为国联及其公约根本无法阻止日人扩大侵略,而国际公论效力的微薄决定了中国必须自救。在对日外交方面,两报尽管均对日本军事侵略提出抗议,而抗议步调并不相同。《大公报》初始对日抗议语气和缓,随着日军侵略不断强化,抗议才渐渐发力,谓日军已不仅“充分发挥其军阀之威武欲”,且“完全宣泄其浪人之功名热”。其后,又因日军攻黑省、扰天津、占锦州,抗议声浪越来越大。尤其在两次天津事变后则严厉指出“津市治安不容长此扰乱”、“炮轰街市为人道所不容”。与之相比,《申报》初始抗议言辞便颇激烈,如9月20日时评怒责日本“背弃公理”、“扰乱和平”,是地地道道的“不义”和“黩武”之举;21日、22日两日时评更将日军骂得体无完肤。当中日双方国联外交形成对峙时,两报又开始批驳日人外交言辞的强横狡黠。从整体上看,《申报》对日外交言辞敏感度大于《大公报》,批驳力度亦大于《大公报》,不仅涉及到各个方面且常常连续评论。从语气上看,《申报》的犀利反衬出《大公报》的持重,其痛快淋漓的批驳衬托出《大公报》的迂回含晦。与此同时,两报在抗议和批驳之时也发表了一些劝日反省的政论,《大公报》在这方面远甚于《申报》。从1931年9月26日《愿日本国民反省》到次年1月10日《对日本国民尽最后忠告》,该报每提及日本则几乎均会劝日反省,而12月3日《日本军阀之责任》更将希望寄托于日本军阀身上。《申报》于9月25日和26日也发表《日人其自省》两则,貌似劝日反省,实则提醒国民不要被日军表面上的声势震炫,激励国人奋起御侮。综观两报所思所为,《大公报》初始试图通过少抗议多劝省的做法使日本停止军事行动,而后来则以抗议、批驳、劝省三者交相运用的方法以阻止日军扩大侵略;《申报》则认识到日本绝不会因中方抗议劝省而停止军事行动,相信惟有批驳日人才有助于中国外交斗争。

  两报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呈现出异同分合的舆论态势,首先是两报报人尤其是主持人对日态度及政治主张的反映。《大公报》反对诉诸战争并与民众抗日呼声大唱反调,这与该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对日及对中日问题的认识密切关联。事变第三天,张季鸾就在编辑会议上指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日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卒开启战端,主要任务是对国人进行“明耻教战”宣传。《申报》却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坚决主张抗日,反对政府不抵抗政策。该报的抗日言论同样与总经理史量才的思想主张密不可分。史氏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该报在其主持下,言论一改往日谨慎保守之态而以积极的姿态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其次,两报政治主张必然受到各自办报方针影响。《大公报》“为文人论政而设”,而“文人论政”则决定了其言论不可能完全摆脱外界干扰而必与政治挂钩,更何况张季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政府本身就存在一种特殊政治关系。《申报》则属商业性报纸,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必以赢利为目的,并十分注重发行量且尽量满足读者需要。如此,即便仅从提高发行量和增加利润的动机出发,该报也会投入民众抗日救亡潮流。再次,两报地域特性也影响了各自政治主张。《大公报》地处天津,临近东三省,对于战争威胁体会尤深,该报同仁自然会产生一种畏战情绪,并对日军每一次侵略感到万分紧张。而《申报》地处上海,当时远离战区,其本身又有外人在华聚居地的地理优势,在安全问题上具有双重保险,对战争灾难性缺乏足够感悟,故在言战时无太多顾虑。最后,就两报受众而言,约80%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官吏是《大公报》读者,该报反战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文政人士的观点。《申报》读者则遍布社会各阶层尤其商人阶层,而商人抵制日货浪潮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独树一帜,特别是上海作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盛地区自然坚定了该报的抗日立场。

  总之,两报报人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抗战问题上大胆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大公报》不顾销路可能下滑的后果而主“和”,《申报》则不惧触犯政府当局遭到封杀的风险而强烈抨击不抵抗政策。历史证明,两报均属爱国报纸,其主持人也都是爱国知识分子,但因当时对日主张有所不同,其社会效果也就不尽相同了。(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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