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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确立的前前后后(下)
○卢文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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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曾考虑在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党的“八大”。由于高、饶问题的出现,这一设想未能实现。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做结论讲话时宣布: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八次会议。同年12月5日,刘少奇在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完成,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这是毛泽东对八大指导方针的最初设想。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进入1956年的三大改造出现了全国性的高潮,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比毛泽东“再用三年”提前完成的构想更加提前。同时,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也揭露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严重弊端,使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许多人从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中摆脱了出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央高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没有再讲反对右倾保守,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和任务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主要确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我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在实事求是和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是“八大”成功的一面。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加之实践中的一些复杂考验等因素,“八大”确立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新的设想没有付诸实施或充分付诸实施,就中断了。这又是“八大”不成功的一面。

  九大:“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推出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中明确提出了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后来委托给了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通报,提出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做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造反起家的人,即所谓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实际上就是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196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做了直接准备。全会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席卷全国两年多的“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斗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肯定的结论;讨论和修改了党章草案,通过了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全会的公报正式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所谓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重要对象是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议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大会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按照大会秘书处新闻公报的概括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歪曲的阐述,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砍掉了党员的权利,错误地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因此,九大没有、也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乃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召开的合法性提出了许多质疑。对此,邓小平却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十大: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十分仓促和草率,从1973年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筹备工作,到8月十大的召开,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没有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来商讨筹备工作;大会的代表也不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严格审查、民主选举而产生,而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不仅如此,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的人和事尚未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仍然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头子王洪文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王洪文被任命为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担任副主任)。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几乎控制了全部舆论和组织部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十大未能担负起给党的工作带来转机的历史使命,其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极端“左” 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十大只能沿袭九大的错误。

  十一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抓纲治国。

  197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各级党组织按照文件的要求,为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做了积极准备。同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粉碎江青反党集团10个月后的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大”揭批“四人帮”和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这对于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的错误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这些“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上、指导思想和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

  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和禁锢,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倾错误,党的工作在两年中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4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条战线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充分准备,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大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任务”。邓小平在致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大会通过了胡耀邦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十三大:加快和深化改革

  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1987年第四季度举行中共十三大的决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胡耀邦积极进行各项工作,并组织了政治报告的起草班子。可是,由于1986年底,合肥、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胡耀邦在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上,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请求。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此后,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由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具体负责。邓小平对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要的指导。他反复指出,报告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们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他还强调,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们要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批准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提交的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9年后,邓小平曾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十四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四大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92年初,筹备工作之初就确立了以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大会通过了江泽民在会上做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纳入党章。十四大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1996 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12月11日,江泽民同起草小组做了第一次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做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 1 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当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紧张进行时,1997 年2月19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逝世。在海内外都关注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要历史关头,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动摇。从1996年10月底到1997年6月的8个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召开会议,对报告稿进行讨论和审议,对报告的主题、主要观点和主要内容在认识上取得了高度一致。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江泽民在报告中,从历史地位到指导意义,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概括。他明确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强调,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1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任组长。历时一年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由此正式开始。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召集起草组全体会议,就十六大的主题、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十六大报告需要阐述的重大问题及对起草工作的要求,做了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了十六大报告的主题。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穿十六大报告全篇的主线和灵魂。大会通过的江泽民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2007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并确立了报告起草的指导原则。对于党的十七大的主题,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2007年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确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目的就是向党内外、国内外庄严宣示,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开拓奋进。此后,胡锦涛在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会议所进行的研究讨论中,就报告的主题、框架、内容和起草工作原则等做出重要指示。他反复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从总体上思考对报告稿进行修改、提炼、提高、完善,努力增强报告的思想性、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要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影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特别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不断充实和提高报告稿,为写出一个真正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改革精神、推进实际工作的好文件打下扎实基础。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也是我们党不断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前进旗帜。胡锦涛指出: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可以充分表明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可以充分反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的主题突出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进一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的认识,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我们党带领人民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进军。中国共产党正以愈加自信的姿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谱写更加美好生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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