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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确立的前前后后(上)
○卢文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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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本刊将开设“学习十七大精神”专栏,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组织编发稿件,帮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和战略思想,增强广大干部群众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自觉性。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已经走过了86年不平凡的历程,召开了17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历史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紧密联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的关节点,而把这些关节点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党的历史的缩影;确立大会的中心议题或主题,围绕中心议题或主题来展开会议,总结过去一个时期党的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推进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是历次党代会,尤其是成功的党代会的重要特点。
  
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共产国际的帮助作为外部条件,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0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共产国际二大着重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要求东方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解决本国的问题。大会制定的纲领实际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建党最重要的制订党纲和使党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问题。

  共产国际还通过派代表来华等各种办法,广泛接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由于原定大会主持人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张国焘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大会的准备经过,说明了大会的意义,并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3天,分别举行3次会议,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可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大会最后接受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第二天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南湖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中文本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一大”党纲中的“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入党条件” 等内容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以及俄共党纲的规定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一大”党纲的理论来源。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最后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大会原定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二大:制定革命纲领

  “二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1921年11月,各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严重侵犯了中国利益。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于1922年3月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次会议对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确定联合战线的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即李达寓所,开了一天,其他几天的会议地点至今不详)召开。大会共进行了8天,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会议期间成立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3人组成,陈独秀执笔起草后,蔡和森作了许多补充与修正。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9个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宣言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渐次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高纲领,同时还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有政党提出如此鲜明、完整、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标志着从1920年夏开始的党的创建任务基本完成。“二大”高举起民主革命的纲领,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大: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早在“二大”召开前的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和铁路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邓培,表达了他和共产国际希望两党合作的愿望。列宁当面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然而,对于怎样建立联合战线,建立什么样的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与在国内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分歧。当时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拒绝了马林要求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面对这种局面,马林不得不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当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中共中央必须立即由上海迁到广州,所有工作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时,“二大”已作出决议,仍然坚持了只搞党外合作的意见。因此,“二大”没能真正解决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三大”要专门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代表中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辩论,乃至激烈的争论。最后,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等一些原则。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大”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针,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大:总结国共合作经验,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伴随着中国大革命洪流,一股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日益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中央做了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会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党的“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大:确定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关头的任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北平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在这种非常状态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关头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联工运动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此,这次大会也未能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六大:初步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迅速恶化,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斗争策略,转入了十分艰难的秘密状态。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新的方针政策,然而“五大”未能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1927年的“八七”会议首次提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同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地点决定不下来,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几经权衡,最后提出了6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的方案,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的实际情况,最后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举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银色别墅”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分析革命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长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有明显不足,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路线的正确性和在许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七大: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明前途,首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党的力量获得巨大发展和经过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召开的,也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召开的。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克服内战危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致《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正确地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政治路线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的经验教训,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谈到七大政治路线时,形象地指出:这个路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外国运来的,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大会还正确地制定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我军的军事斗争方针和任务,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新党章。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七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组织、军事和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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