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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与恢复的几个片段
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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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学员在政协礼堂上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所学校定名为社会主义学院。同年3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共同提出:依照高级党校办学的办法创办社会主义学院。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个报告。3月27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同时通过了成立社会主义学院的决定。不久,成立了以吴玉章、李维汉、邵力子等17人为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其中,李维汉、包尔汉、聂真、沈兹九、浦熙修5人为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政协第二届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人选:院长吴玉章,常务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聂真,副院长邵力子、杨明轩、千家驹,秘书长刘孟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任务决定了学院独具特色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1956年7月5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学校方法的规定》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为了使学员学习的效果更好,在学习方法上应该采取自由、自愿、自觉的原则。除教员作必要的讲授之外,要着重自由研究、民主讨论,对课程不要求死记条文,提倡开动脑筋,独立思考。着重学习分析问题,学习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为了追求真理,提倡人尽其言、言尽其意,在学术上允许各种见解的存在和争辩。”“务必使每一个学员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情绪是轻松愉快的,所求得的马列主义真理的知识和觉悟的提高是经过自觉自愿的努力钻研,然后自然地获得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学工作中始终贯彻“三自”(自由、自愿、自觉)的原则,实行“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以自我教育为主、贯彻“三自”和“三不”方针的优良传统。

  1956年10月15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宣布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第一期183名学员,按规定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中负责的民主人士;以非党人士为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中的有代表性者;文教科技界上层人士。如民革的卫立煌、卢汉、朱学范、侯镜如、陈铭枢;民盟的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章伯钧、陶大庸、浦熙修;民建的黄炎培、胡子昂、古耕虞;民进的王绍鏊、林汉达、吴文藻、董守义;农工的黄琪翔、李伯球、杨逸棠、李健生;九三的金善保、储安平、顾执中等人,平均年龄56岁。这些人,有的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有的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有的是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他们资格老。年龄大。贡献高,有声望,仍乐于到中央社院当一名学员,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可以说,他们是民主党派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真正实践“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从1956年至1965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创办发展的近9年中,共举办了6期学习班,有1800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学习。例如,在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任经理的古耕虞1958年主动要求到社会主义学院进修。当时学员通常的学习时间为一年,他在学习中自动要求延长,结果上了近两年。古耕虞的名言是:要对共产党说真话。尽管古耕虞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不到公司工作。但有时也回去看看。一天,他偶尔看到下级公司报来一个文件,说某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卫星”,一只母猪生了64只小猪。

  “我们最好先去问一问养猪的农民,或者亲自到猪肚子下看一看,老母猪到底有几个乳头?”他放下文件,气愤地说,“现在一胎竟生了64只,这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的。至少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大卫星’。我看就不要再上报了!”

  四川的猪鬃年产量,差不多一直占全国年产量的30%,历史上没有低过10000箱;而1960年产量仅有几百箱,不到大跃进前的十分之一。古耕虞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差点跳起来:“我们古家几代人,在四川搞了几十年猪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不相信这是因为自然灾害。”

  后来在国家各有关部门的关心下,古耕虞几下四川,猪鬃的产量开始上升,但已经丢失了的国际市场仍没能完全恢复,这成了他的一大遗憾。

  而经叔平先生对他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一直记忆犹新。他于1959年5月到1960年7月参加了社院第二期的学习。当时正值反右整风运动刚刚结束,他也想借这个机会整理一下思想。他回忆道,“我所在的这个班是由被称为‘两会’的民建和工商联的干部组成的。大约有二、三十人,班长是工商联的叶宝珊。同学中记得有姜培禄、陈邃衡、杨振华、吴觉农、汤蒂因等,大家在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同吃同住,共同学习,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至今我仍会不时地用‘同学’来称呼和我一起在社院学习过的同志。据了解,很多在社院学习过的同志也都爱互用这样的称谓,大家对社院的感情可见一斑。”“我们在社院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也学习马列著作。如果说我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些认识的话,这一段的学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对我后来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在学习期间,社院还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学习。那次参观学习学员分为两队,我所在的一队去东三省。记得我们参观了哈尔滨电机厂、长春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工厂、小丰满水力发电站、鞍钢、抚顺露天煤矿等,我深深地为新中国在短短十年时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当我们在大连登上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吨轮时,心里真正有一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感觉。这种参观学习对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5年7月1日,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决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暂停办一期。1965年7月10日,第六期学习班结业后,全体干部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暂停招生。后“文革”开始,中央社院停办,校舍被一科研单位占用。

  “文革”结束后,被停止了十余年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也亟待恢复。前全国政协常委冯素陶同志回忆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接受了原来在社院工作的同志的建议,起草了一份要求恢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议书,约曾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的政协委员古耕虞、吴克清等与我联名,将此建议书送交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全国政协非常重视这个提案,据了解是径直送交胡耀邦同志审阅,耀邦同志经过调查后,认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应即恢复,但航天五院的下属单位迁出困难较大,当即批示有关部门找适当地址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新校舍,这就是海淀区万寿寺路那座比旧校舍设备更完善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新校园。”

  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明确指出:“办好中央和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中央的指示给了中央社院教职员工以无穷的力量。他们一面租借房屋招生,一面加紧新校址的施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于1992年2月29日呈送中央统战部《恳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写院名、校风的报告》。报告中称:“为了体现党中央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的关心和重视,我们谨恳请邓小平同志为学院题写‘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名,……以进一步鼓舞和激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鼓舞学院教职工认真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为学院题写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校名两幅。每张宣纸约为30厘米×17厘米,均为竖写。中央办公厅于次日转送学校。

  同年10月16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36周年暨新校舍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为学院题写的校名也隆重揭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矗立在学院正门的中央。此后,每一批来到这里的学员,总是能够听到前几批学员留下的故事,而他们自己也在不断地留下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不断地形成和完善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风和传统。
黄炎培(左)与卫立煌(右)在课堂上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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