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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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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员在延安的生活怎样?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自1938年起3年中俘获日军60多名;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团大战中,俘获日军281人;八路军一二○师在1942年的田家会战斗中,俘获日军100多人。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指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我党我军的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俘虏政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政治宣传工作,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到1941年5月已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他们虽然来到八路军中,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军前线各部队中,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改造环境。八路军敌工干部相对不足,工作比较繁重,力不从心。同时,八路军中还有许多业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参加了在华日人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士兵,虽然已经得到初步的改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适应反战工作的需要。他们曾多次向八路军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就在我军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改名为“冈野进”,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通往新生之路

  侵华日军是一支极其残暴野蛮的军队,凡是被我军俘虏后释放的日军战俘,回去后大多数都被杀害或被判刑。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对其国内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有鉴于此,日军战俘普遍顾虑较重,思想上很难转得过弯。他们大多认为,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累了家人也很不光彩。一个叫大谷正的俘虏这样描述他刚做俘虏的心情:“我的人生观变得那么阴暗,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故乡也再不能回去了!家庭万一知道了我的被俘将怎样呢……我完全变了,每天好似彷徨在无边的黑暗里。”一些战俘找机会自杀、逃跑,有的甚至产生了要在八路军指挥部里搞情报、搞暗杀,以另一种形式来效忠于天皇的危险念头。

  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后来撰文回忆说,他被俘之后,共产党敌军工作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对他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要是被日军知道了会连累你在日本的家属,现在要立即换个名字。”对于这种周到的安排,日军战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八路军的距离。学校趁热打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心稳定工作。首先是召开入学大会,欢迎日军战俘入校学习;接下来就是张榜公布禁止伤害或侮辱战俘,严禁没收或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伤病战俘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等管理规定;最后再通过谈心了解情况,逐个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紧张不安,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敌对情绪。香川孝志感慨地说:“当时,促使我们情绪和感情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接触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诚实与亲切的态度。如果光靠道理说服,就会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这段话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日军战俘的普遍心理。八路军指战员以真心诚意的实际行动,逐渐打开了日军战俘的心结。

  学校的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延安军民对他们来延安很欢迎,都是笑脸相对。八路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我军也做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延安日本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 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尽管如此,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资紧缺的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日本军队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在校内墙报上张贴:“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日本战俘,当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

  据1944年5月15日对日本工农学校69名学员的统计,其中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工人占56.5%,渔夫占1.5%。从文化程度看,中学程度者10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3人,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9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一个月的严格审查,看其是否愿意入学,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2年的。

  学校采取了多类型的教学方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学校采用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讨论会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三种形式,尤以每星期一次的“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本“米骚动”廿五周年纪念会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等活动。学校的日本同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参加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举行“日军暴行座谈会”,把亲眼所见的日本军队野兽般的行为揭露出来。

  学校还注意教学服务于日本革命的长远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学校从战后日本革命及建设民主的新日本的长远目标出发,在教授《日本问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中,结合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苏联、中国、日本等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等,鼓励他们将来不仅要做反战勇士,还要做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1942年6月23日,森建、高山进等学员,在日本工农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公开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担负起在中国“培养锻炼共产主义之战士”的任务。

  通过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学员们获知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到社会发展规律,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初进校时还是满脑子“圣战”观念的学员,在一段时间后由衷地呼唤:“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一位学员说:“日本政府为了打仗,在国内已遇到经济困难,对老百姓实行定量供应,连肉都吃不上。欺骗我们来中国打仗,说中国风景好,去中国等于免费旅游。到了中国,到处是战火,随时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他们要求和延安学校的学生一样生活,免除优待,也前来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己建校。

  学校在政治上也充分尊重学员的人格,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边区参议会将从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八校选区,产生一名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共同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建为两校的候选人。

  按竞选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为20分钟。考虑到森健的演说需要翻译,特许他40分钟。在选举大会上,森建介绍了在华日本人反战斗争的情况。森健演说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最后光荣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使他们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在1941年底,随着战俘改造的成功,学校已经把校内的活动交由少数优秀学员来管理了。1943年初,除了经济方面工作外,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学员出身者承担。1942年,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为教务主任,高山进被任命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负责政治工作。这种充分利用改造过的俘虏的积极性教育新俘虏的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进一步升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观看日本战俘的演出

  日本工农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学校还十分注意学员的课余生活,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每周搞一次体育运动日,不定期地举行排球、棒球、棋类比赛等,以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社交活动。学员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1944年冬,话剧《岛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这台话剧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艺术指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集体创作演出的。剧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靠了八路军……精彩的剧情,就像礼堂内熊熊燃烧的盆盆炭火,驱走了严冬的寒意。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全剧达到高潮。

  毛泽东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他们和现场其他观众一样,被剧情的发展紧紧地吸引住了。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解释说:“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

  毛泽东插话问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没有等赵安博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说:“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经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度称赞道:“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话剧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上演三天的剧目,后来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不仅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捍卫者。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衷心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是三个人,不久就会有几十个、几百个……”

  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后,前田光繁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三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认识朱德后,前田光繁常在操场上看到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有时候,朱德会大声喊站在场外的前田光繁:“喂,小伙子,来来来,打一会儿,来吧!”刚开始时,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为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七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联盟成立后,朱德专门向他们表示了祝贺。此后,它在中国各地发展到13个支部223人。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此时前田光繁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关家垴一仗,八路军英勇作战,几乎全歼日军,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劳。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在华日本反战团体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前田光繁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临行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他饯行。前田光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帮助冈野进(野坂参三)工作。临行前,罗(瑞卿)主任还特别设欢送宴,招待我,左权参谋长也参加了欢送会。一个日本人八路军士兵受到首长亲自设宴送别的礼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罗主任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延安学习的机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工作,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重新团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担任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窑洞前纺过线,在宝塔山上开过荒,在延河水中洗过澡。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发表了坚定地参加边区自卫军的誓词:“延安人民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曾归纳了学员的工作方法:一、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三、电话交谈。利用敌人电话网开展对敌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还可探听敌军内部情况;四、送慰问袋。与对方先交换礼品,再互通信函,进而影响他们;五、挂鲤鱼旗。日本有在5月5日过男孩节习俗,这天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鲤鱼旗挂到敌碉堡附近。

  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封锁消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大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还派特务进行渗透。不过令他们失望甚至吃惊的是,多数被派过去的特务,一经与八路军接触,也开始受到感染,自动供出其真实身份,并最终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在江苏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让美军观察组大开眼界

  中共中央、八路军在延安创立日本工农学校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国民党,同时也引起了盟国的关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欢迎各界人士尤其是美国友人来校参观访问,以树立日本工农学校的良好声誉。1944年六七月份,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成员参观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当时也在与日本交战的美国,为如何对待日军俘虏伤透了脑筋,听说八路军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非常感兴趣。1944年8月,日本工农学校演出了大型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看完后说:“日本反战组织给我们在延安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技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他们在延安逗留了近两个月,可随便进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他们在重庆见到的那些戴脚镣、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1944年11月21日,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全体成员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事后埃默森总结认为:“促使工农学校学员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条:第一,他们发现八路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第二,遇见转到敌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冲击;第三,八路军的优厚待遇;第四,开始接触外面的消息,从中得到启发,看出日本可能失败,有可能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点,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延安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他们和前来参观过的其他人一样,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所取得的成就。
  
日本战俘成为了“延安精神”的传播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沸腾,到处都是欢庆之声:“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工农学校的学员们自发拥向操场,高举火把,敲锣打鼓,互相拥抱,呼喊口号,场面激动热烈。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军与野坂参三商定,让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8月30日,在王家坪礼堂,延安各界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斗争中牺牲的日本战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亚洲。在欢送会上,野坂参三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日本同志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野坂参三等举行了欢送宴会。9月18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国后的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为日中友好事业的积极分子。他们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赞扬和讴歌“延安精神”和我军正确、英明的俘虏政策。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良好、广泛的影响。

  1958年,东北航校政治指导员前田光繁回到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两次回到延安,每次都欣喜万分而泪流满面。2005年8月,他来到中国参加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田光繁告诉中国记者,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一旦加入就会为他的作风所感动,再也不愿离开。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向中日两国年轻人讲述自己特殊的一生。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在中共领导下八路军首创的新型战俘学校,不仅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此先例,堪称伟大创举。日本工农学校从诞生到完成其历史使命,虽然仅有5年的时间,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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