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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绥远和平起义
闫生海 樊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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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经组织安排,我从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调到绥蒙公安局(“九·一九”起义后改称绥远公安厅,即现在的内蒙古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年初,我突然接到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成庚鸣处长的通知,连夜赶回公安局所在地丰镇县城,随即便奉公安局张如冈局长的秘密指示,化名“曹有玉”,以商人的身份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大召前与两位进步人士合资建立了“谊丰恒”杂货店,用店掌柜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建立起情报站,在归绥、包头一带从事情报侦察工作。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我方(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部的原111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从安全角度考虑,董其武没轻易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

  绥远起义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8月23日离开北平来到绥远,便一面由毛人凤密电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速就地暗杀,本局当有重赏。”另一面已经“引退”了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打电报给傅作义说:“此次回绥,正如我当年从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望兄见字速回重庆,共商国是。”同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带他和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再次飞抵包头,邀请傅作义赴广州。傅对他表示: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徐永昌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便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傅作义对此感到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于是便与邓宝珊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邓宝珊于9月18日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便次日一早就慌忙动身离开了。

  早在绥远开始和谈时,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就按照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做和平起义的工作,让赵思武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按照原来安排,傅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务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最后准备工作:由特务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18日晚间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安排在董其武身边的内线(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贾荫生,化名袁秀芬),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地移到绥远的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

  19日一早,傅作义、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飞机走后,就直接转道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刘万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义、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特务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务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特务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的卫兵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经劝阻不服从者就地枪决。特务们看到这个阵势哪里还敢下手,都灰溜溜地走了。

  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还有一人孙兰峰正在医院,是会后补签的),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

  在整个和谈过程中,敌人的破坏活动处处碰壁,处处落空,而我方的对策和措施得力,情报工作起到了促进和保卫和平谈判的作用。

  “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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