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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的“长征”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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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中的浙大师生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诸省,行程5000余里,广大师生在教学学习之余,还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史家又称其为“文军长征”。
  
撤离杭州

  淞沪抗战爆发后,浙大迁校已势在必行。为了让新生能够安心学习,竺可桢与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1937年9月下旬,一年级新生迁至天目山上课,此处虽然远离都市,条件简陋,但师生朝夕相处,关系融洽,浙大首创的大学导师制就是从此开始的。

  与此同时,竺可桢还积极策划杭州浙大本部的迁校事宜。竺可桢认为,浙大决不能迁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

  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图书仪器等校产也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此时浙西形势也告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也同时集中建德。浙大迁至建德后,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内各处,稍事休整后,学校立即复课,故新学期的学业并无大的影响。

  11月下旬,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长亲赴江西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最后能集中泰和县,洽商结束后竺校长立即返校组织迁移。
  
浙赣道上

  1937年12月24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在竺可桢校长的精心组织下,这次搬迁有条不紊。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设接待站,学生、教职工和眷属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辗转而抵金华。

  12月26日,金华遭日机轰炸,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运输已停。面对困境,浙大师生没有消沉,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几经周折终于抵达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滞留金华的700多箱图书仪器,经过教师、职工的四处奔波,也陆续运抵玉山。

  为及时将师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桢校长四处奔波托人求情,最后总算联系到十余节车皮,才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吉安。吉安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与禾水交汇处,是欧阳修和文天祥的故里。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工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住当地的一些民居,学生则全部入住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吉安中学原为白鹭洲书院遗址,是一个清幽绝佳的读书所在,师生们都非常喜欢。浙大此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正放寒假,为了不荒废学业,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完成本学期的学业。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和吉安乡村师范相继开学,浙大师生即由水、陆两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浙大选定的校址位于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该村古时即有大原和华阳两座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楼(即藏书楼),文风之盛,堪与白鹭洲书院相当。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浙大师生如鱼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诵默读。为了弥补搬迁期间所耽误的时间,各学院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大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

  后来由于江西省政府机关要从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带办公,需占用浙大的房屋和场地,浙大决定继续西迁,竺可桢又西去寻觅下一站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因无暇家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西行入桂

  受战事影响,自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根据教育部“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浙大做好迁黔的准备。但竺可桢经过实地勘察发现,自泰和至贵州只能靠汽车运输,数千名师生和几千箱图书仪器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这样很可能会耽误学校上课,因此竺校长决定就近先迁广西宜山,届时再视形势决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师生开始西行入桂,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正式开学。

  浙大这次西迁,人员众多,家属中有老有小,图书仪器行李多达2000多箱,但师生员工们的紧密团结,互相关心,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周折,最终圆满完成了搬迁任务。在迁校中,绝大部分仪器都无损坏、散失现象,甚至连玻璃仪器、米尺这样的小物件都没有损坏或丢失。

  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到江边躲避,曾有学生这样描述:“碎石与弹片齐飞,江水共泥沙一色!”在这种情况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或云南。
  
落户湄潭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陈世贤、宋麟生,两人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陈世贤向竺可桢介绍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鱼”,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后便来湄潭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欢迎竺可桢的到来,并告诉竺校长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湄考察后甚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初步决定将浙大迁至湄潭。

  随后,竺先生再到贵阳会晤吴鼎昌,吴亦赞成竺可桢此举。12月,吴鼎昌以省主席的名义致电湄潭县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协助浙大迁校贵州:“令湄潭县政府:查国立浙江大学,将由广西宜山迁来本省,所有校址,业经选择在该县境内,并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为教室宿舍。仰即预为准备,切实协助,为要!主席吴鼎昌。”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

  贵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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