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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反对美国图谋台湾的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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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明星 陈华瑜 许大强（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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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50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是，一直对台湾深怀野心的美国，此时却将其侵略的目标对准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引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图谋台湾的斗争。
美国对台湾的野心由来已久
早在1844年7月，美国就逼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取得厦门等“通商口岸”并垂涎台湾，因为台湾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地处加利福尼亚州到厦门的航道上，可作为美国商船理想的中转和补给站。
19世纪50年代，美国一些商人和驻远东的官员曾力主美国政府用强行购买或军事占领的手段攫取台湾，或强迫清政府开辟台湾的一些港口。不过，当时美国正忙于在美洲大陆扩张和巩固地盘，无暇过多地顾及，但仍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昏聩和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机，在台湾岛的几个港口进行非法贸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尾随英国、法国“利益均沾”，在台湾的台湾府（即今台南）和淡水进行通商贸易。
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国内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对外扩张的势头日益增大，对远东地区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曾借美国一商船在台湾附近触礁之机，深入台湾岛进行调查，写成报告，敦促美国国务院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伊萨卡?艾仑更坦率地说他的出发点是要“我们的政府取得这个大岛”。
1899年9月，美国正式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进一步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角逐。而此时台湾已于1895年4月为日本所割占。从此，美日在太平洋的利益冲突更加直接。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以台湾为基地进攻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对美国威胁更大。从这时起，美国海军部门开始秘密进行进攻甚至占领台湾的可行性研究。当时，美国海军成立的专门机构所承担的关于台湾的研究项目属于高度机密，以至于在任何文字材料中，均不得直称台湾其名，而必须称之为“X岛屿”。
1942年初，在五角大楼远东战略小组任职的柯乔治为美国军方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就台湾的政治走向，预示了所谓“三条道路”：一是台湾“独立和自治”；二是台湾“移交中国”；三是先将台湾“托管”，后通过“公民自决”的方式决定台湾的“政治命运”。备忘录的策划者特别强调了关于战后对台湾进行“国际托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式。柯乔治认为，必须托管台湾的原因有三个：一、中国没有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力量来有效地管理台湾；二、如果台湾不被“托管”，该岛将陷入国民党几大家族的统治和剥削之下；三、台湾具有“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由于台湾有着丰富的资源，不仅在当时工业发展水平超过大陆省份，该岛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总之，鉴于台湾对美国经济上和战略上的“潜在的”重要意义，备忘录提醒美国政府不能“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但是，美国当局从战略高度考虑，还是做出了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确定战后将日本所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中第八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一国际协议，再次确认台湾属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归还台湾给中国，对美国有着“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战时促使蒋介石抗日，从而扩大反法西斯盟军的力量，尽快击败日本；二、战后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实力，同时有助于扶植一个较强大的中国，以牵制日本；三、有助于培养一个亲美的中国，从而得以在战后实现以华制苏，巩固和加强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湾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
早在1937年4月5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伯渠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由毛泽东亲书的祭文中这样感慨地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对于近代以来“琉（球）台（湾）不守”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愤慨，祭文发出了“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呐喊。抗战胜利后，中华儿女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台湾，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此后，任何人想染指台湾，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能答应。
别有用心的“司徒雷登密件”出炉
在开罗会议前夕，美国最高决策层在研究台湾归还中国时，就曾酝酿过台湾“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基地”和美国“使用基地的权利”等问题。开罗会议之后，在美英苏三国会议期间，就有人提醒总统罗斯福：“在台湾归还中国之后，亦应考虑在岛上建立海、空基地事宜，基地的规模、性质、占用基地军队的作用等等均应研究出来。”
然而，中国大陆的形势的发展并不以美国政府的意志为转移。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就冲击着他们的如意算盘。于是，由大力扶植蒋介石大陆政权，到策划分裂台湾阻挡中国革命胜利，就成为美国政府战后对华政策的必然选择。但是，正如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采取的或能够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中国内战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即国民党的节节失利。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了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三十二条”，遭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拒绝。国民党政府将此事件视为“叛乱”，决定武力镇压。3月8日，从大陆抽调的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台湾登陆，以血腥手段残酷地镇压了起义。
“二二八起义”期间，由于局势动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鼓吹“台湾独立”，也有一部分人去美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这时，美国有关官员便开始积极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介入台湾的争端。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分析了台湾当时的局势，认为台湾当局和民众矛盾太深，恐怕难以调解，因此建议“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予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3月6日，该建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首肯后，以司徒雷登的名义用密电直接向国务卿发送了该文件，史称“司徒雷登密件”。根据美驻台北领事馆所掌握的情况，台湾人的反抗只是对现政府不满，其目的并不是要分裂出中国，他们仍愿意保持其“中国公民的地位”。当然，建议者一定十分明白，一旦美国或是联合国介入，美国政府就面临一个怎么向国民党政府和国际上交代的问题。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美国这些“中国通”的建议是：美国可向中国政府保证，台湾只是被“托管”，以后是会归还给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的。在策划此项建议时，美国谋士们还曾为如何应付国际舆论而绞尽脑汁。因为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而要将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再“托管”出去，这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道义上看，都是不适当的。为此，“司徒雷登密件”设计了一个阴险的谬论，就是将台湾的“地位”硬说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对台湾拥有主权”。按照“司徒雷登密件”的逻辑，根据这样的定位，那么美国“直接的干预”就是“正当的”。
就美国官方的态度而言，白宫和国务院当时并不打算干预台湾发生的事件。但是，“司徒雷登密件”最后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推理部分，却为今后美国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今后—旦打算介入，那么，它便可以打着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幌子。
另外，司徒雷登还打了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小报告”，迫使蒋介石将主台的陈仪撤职，以原驻美大使魏道明代之。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台图谋没有公开，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对其蛛丝马迹保持高度警惕。1947年夏天，新华社曾载文披露：“接近白宫之纽约某报，即借口蒋介石统治之无能，提出‘台湾应由联合国共管’（当年四月沪‘文萃丛刊’载），显露美国直接统治台湾之欲望。蒋介石以魏道明代陈仪主台，据云亦为适应美国口味，魏为美国所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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