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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 (2)
唐正芒
2008年01月07日08:2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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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和部长们检讨的重点:粮食问题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向中央报了450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大年初二作检讨。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口号。结果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人均一天只吃4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山西农业专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说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些都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此,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还检讨自己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的粮食产量时报了亩产千斤,而实际只有170斤。陶鲁笳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吉林在当时一片高产“卫星”的浮夸声中,能较冷静地保持低调,当千斤省的报道接二连三时,吉林报道的产量只是平均亩产237斤;而且吉林省还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尽管如此,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还是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省委提出的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的口号,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两三年内实现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庐山会议后搞十几个大办,搞高指标,加上天灾,农业大量减产。可见,尽管吉林粮食情况较好,但吴德的检讨也还是没离开粮食问题。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人民日报》、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所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这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反省。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新华社,说他们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大会评判和处理干部的着眼点:粮食问题

  安徽省在“大跃进”时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较多,与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认真检讨很不满意。刘少奇三次去安徽组,严厉批评了曾希圣。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有曾希圣。对于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报告,捂盖子。刘少奇此前就同曾希圣提过,希望他主动检讨。但曾希圣未检讨。会上,刘少奇气愤地说,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的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

  1960年下半年起,曾希圣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热烈欢迎。这一点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外,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时,他便只有检讨。这就将他做得正确的、极有意义的尝试,与他的错误混在一起批判了。但刘少奇在几次对曾希圣的批评中,并未揪住“责任田”问题不放。

  由于安徽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多、破坏性大,而曾希圣检讨又不主动、不深刻,所以对于身兼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调离安徽的请求,实质上是将他免了职,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尽管曾希圣并未被免去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一直赋闲在家。他自己非常痛苦也十分痛心,感到对不起安徽人民。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进度,他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产问题。

  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从全国人口来看,1960年和1961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却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人口1350万,四川四年则净减人口622万。但在大会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灾省名单。大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中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压制批评等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中央派邓小平来四川组,又有了毛泽东的“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兴,李井泉却有些紧张了。他明白这几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很多,上下怨声载道。作为第一书记,他自知责任重大。然而李井泉还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作检讨,争取过关。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但因种种原因,人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批评他,不肯放过他。

  大概有邓小平过问的原因,会议后期还是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逝去的乡亲,有的同志泣不成声。但李井泉后来并未被追究责任,未像曾希圣那样被免去职务。原因何在?还在于粮食!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焦的日子里,他对中央派给四川的任务基本都能完成。对此,中央很是赞赏。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调粮食太多,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换言之,李井泉对党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贡献,那么再追究李井泉的责任甚至给以处分,对李井泉本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对四川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毛泽东也没忘记。1965年,当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就善意地批评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井泉也要照顾好四川的粮食需要和群众生活。

  对于粮食问题上的浮夸风,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他在“大跃进”期间,多次召开会议,并到处视察。对已出现的浮夸现象,他还在鼓劲。如他在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宣传说,汕头、醴陵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亩产2000斤,盖过他们。这不是自满,是打擂台。接着,他进一步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杭州的同志也批评谭震林“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是在谭震林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他还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对“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他也表示赞成,按毛泽东的话说:谭老板“放大炮也相当多”。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谭震林也作了检讨,强调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与会同志一方面认为他能检讨很好,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检讨得很不够,也不深刻。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错误的思想根源等挖得不深,也没说清楚自己是负什么责任,所以有人要将他的错误定为路线错误。

  从上述情况可见,人们当时对干部错误的轻重,检讨的好坏,职务的去留,一个主要评判标准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影响的大小。由此推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粮食,粮食对当时的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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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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