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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姚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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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近年来,我国党史学界根据新的史料,对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由于受历史上形成的观点影响,有些研究者对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作用的评价存在一些偏颇之处。这些偏颇之处不仅影响到对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关系的客观评价,也影响到对广州起义有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围绕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要不要与张发奎进行谈判、广州起义是不是盲动主义这三个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解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关系,并就这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拙见。

  一、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初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是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军占领广州,并最终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作为继续革命的基地。但是,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失利后,还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在这一点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到重创。这一消息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分析失败的原因,研究善后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将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避免在这个时期分散党的力量,防止在新的革命浪潮高涨时有可能耗尽力量。这实际上是积蓄力量、以利再战的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也曾致函中共广东省委,指出:“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认为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未从南昌起义军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而是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11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彻底放弃了此前关于停止执行广州起义计划的决定,要求广东省委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号召广州市的工人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形成全市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 此时以张太雷为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也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正当张太雷等人积极准备起义之际,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到达广州。从他11月29日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报可以看出,他是坚决支持广州起义的。电报说:“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

  此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举行广州起义持反对态度。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成员,“都不相信起义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广州外围的反动势力太强大了”。11月29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在给加拉罕电报中明确提出:“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佩佩尔在也认为,南昌起义军在汕头失败后,“意味着(至少在目前和最近一个时期)丧失了最后一支革命军、最后一块革命地区和国家机关……这等于反革命势力的某种加强和联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定削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延缓革命的速度”。在广州起义前的12月4日,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工作的越飞在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我们得到了关于在广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情报。然而,有些情报人士担心,发动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党没有足够的力量。有鉴于此,看来必须:1通过派专业人员加强从中国的情报来源。2准备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派到中国去工作(军事工作,组建红军,农会工作等)。3放弃局部的和单独的发动,准备在一个大的地区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工农暴动。”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建议都没有引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而此时,广州起义已经箭在弦上。12月9日,纽曼接连向莫斯科发出两封电报,报告了起义计划:黎明时首先由独立团和赤卫军占领警察总局(指公安总局),然后占领其他战略据点和机关,同时举行总罢工,选举苏维埃代表,用缴获来的军用品进行武装,颁布法令,农民从郊区冲进市内等等。电报还说,如果接收不到莫斯科的答复,起义将按计划发动。纽曼的电报转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手上后,斯大林没有就如此重大的事情召集专门会议,仅仅是通过电话征询了政治局委员意见,便于12月10日给纽曼发去电报。内容是:“关于广州事变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就这样,在纽曼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坚决主张下,在联共(布)领导人的支持下,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

  广州起义爆发后,远在莫斯科的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的人,着实揪着一把心。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越飞就“很不安,甚至有些悲观”。当他看到苏联《真理报》12月13日发表的有关社论后,警告说:“要写得小心谨慎些……在最近2―3天内可能出现致命的结局”。别尔津在12月12日晚经过对总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工农政权有被广东反革命势力和香港武装力量摧毁的危险。只有工农英勇抵抗以及我们及时给以武器、经费和人力支援才能挽救局面。”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报告有关领导。然而,当这些建议都还来不及讨论的时候,起义就失败了。

  笔者认为,发生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之间关于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的分歧,根源在于对中国革命总形势和广州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坚持举行广州起义的人,看不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工人举行城市暴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从大革命失败过渡到苏维埃运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同时为了表示与右倾错误的决裂,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急于通过发动起义来推进革命进程。于是,一场涉及数千人生命的起义,就这样在策划者没有多大胜利把握的情况下爆发了。

  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关键是看起义的目的能否实现。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尤其是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的情况下,在广州这个中心城市发动起义,目的是什么?在纽曼和广东省委的报告中,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外,最具实质意义的就是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然而,对于能否长久占领广州并使苏维埃政权发挥作用,就连纽曼和广东省委领导人都不敢肯定。纽曼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占领广州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要守住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想,利用军阀之间的斗争,工人发动的规模,解除士兵武装和农民暴动,是能够对付的。”从“对付”二字来看,纽曼当时并无绝对把握。再看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广东省委指出:“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发动后一定能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平民革命的行动,一定能影响敌人的军队使之瓦解。假使我们坚持两星期,一定能得到国际具体的帮助。”将坚守广州的希望寄予一些不可知的因素,这显然是在打无把握之仗,违背了战争的一般原则。有人根据纽曼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认为当时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因而断定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不是盲动。这实际上是只看到广州城内一时的力量对比,看不到长远的力量对比。斯大林后来评价说:“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既然广州起义时革命已经处于低潮,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以牺牲5000多人的代价换取仅坚持了3天的“广州公社”,这不是盲动蛮干又是什么。当时如果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能够听取有关忠告,如果中共领导人、纽曼和广东省委能够从南昌起义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像毛泽东一样,放弃在广州这个中心城市的起义,将可以支配的力量撤退到农村去,这不仅可以保存有限的革命力量,还可以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二、要不要与张发奎进行谈判

  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夺取广州政权后,即面临李济深所部三面围攻的压力。为了摆脱可能被李济深打垮的危机,张发奎曾数次派代表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进行接触,要求共同磋商如何保卫广州、抵抗李济深等事宜。

  当时在广州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的谢苗诺夫认为,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如果共产党现在举行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他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张发奎、黄琪翔进行谈判。对于谢苗诺夫的建议,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是坚决支持的。但广东省委大多数人认为,张发奎与李济深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互相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不主张与张发奎的代表谈判。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支持,谢苗诺夫又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军委会议,陈述自己的意见。但除了个别人支持他的意见外,多数省军委会成员仍然认为“绝对不能与张发奎妥协,广州应准备暴动”。广东省委成员不同意与张发奎谈判,还对谢苗诺夫产生了反感,要求撤销他的职务。

  纽曼坚决支持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谈判下了“禁令”。在给莫斯科的报告里,纽曼将与张发奎谈判的主张斥之为“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在纽曼的支持下,广东省委坚持所谓“不妥协”的立场。直到暴动前一星期,张发奎还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广东省委拒绝与他对话”。

  要不要与张发奎派谈判,实际上是在革命力量面临强敌时,要不要对敌人采取分化瓦解政策,要不要尽可能争取能够合作的对象,哪怕是一时的合作。不赞成与张发奎派谈判的人,认为张发奎等也是反动军阀,也属坚决反对之列。实际上,比起一般军阀来,张发奎和黄琪翔还是具有一定民主意识的。正如波赫瓦林斯基所分析的:张发奎和黄琪翔虽然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可以称为“改革派”。对国共两党关系更为了解的谢苗诺夫,认为张发奎派确有争取的可能。他说:早在南昌起义部队占领汕头时,张发奎就开始和中共谈判。而张发奎的助手黄琪翔对苏联和共产党还有一定的好感,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里担任许多负责的职位。

  谢苗诺夫和波赫瓦林斯基的判断是否正确,还是来看一看事实。且不说大革命时期在张发奎部队中共产党的力量,即使在南昌起义之后,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没有被赶尽杀绝。在广州起义中担任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是根据张发奎的命令到广州的,全团共1500多人,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还有一批受共产党影响的先进青年。再看张发奎到广东后成立的警卫团,全团有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即是共产党员,领导骨干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党还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党员军事干部调到该团工作。对于这两个团的情况,张发奎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没有动手清除,说明他还是不想同共产党彻底反目,还想以此作为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为了证明张发奎是反动军阀,证明张发奎没有诚心谈判,中共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公开向张发奎、黄琪翔提出进行谈判的六项先决条件:“(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罚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广东省委认为,“张发奎、黄琪翔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对于张发奎来说,这六项先决条件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但尽管如此,张发奎还是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黄琪翔、陈公博赞成,张发奎无表示,朱晖日极力反对,李福林未出席,卒无结果”。如果广东省委能够利用张发奎积极主动要求谈判的愿望,从合作的目的出发,将条件订得低一些,也未必不能达成一致。

  要不要与张发奎合作,还要看合作是否对共产党有利。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分析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1它是在工人被击溃后发生的。2工人没有受过训练。3作战计划不好。没有进攻精神。根本没有撤退计划。4没有做士兵工作。5没有同农民建立联系。”这几个原因都说明广州起义的准备并不充分。如果广东省委能够利用与张发奎的合作关系,争取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将工人训练好,将农民充分发动进来,同时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并制定详尽周全的起义计划,这样即使起义后不能长久占领城市,也可以在保存力量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撤到农村去。

  事实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拒绝与张发奎派合作,实际上是将可能成为同盟者的派别,推到了对立面。这样做,除了使革命力量更加孤立,徒然增加被敌人消灭的风险外,并无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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