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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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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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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会议。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关于这一会议的情况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并未公开。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出于当时批林的需要，为了说明林彪在历史上曾经错误地反对过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材料才逐渐披露出来。
关于会理会议，《毛泽东传》记载：“（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过江不利，林彪电话里骂娘
林彪为什么会有此举动呢？因为他感到在毛泽东指挥下，行军时走了“弓背路”，搞得部队很疲劳。他这种情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渡赤水以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他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右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及干部团上干队组成）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４月２３日，当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他又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对目前行动，建议……须尽速脱离周、吴、孙（周浑元、吴奇伟、孙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第一、第三纵队司令）而力求消灭万师（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如条件不利时，则应力求迅速超过万师，在万师以北即盘县、平彝以北活动。”电报还说：“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林彪提出“弓背路”说法最早的材料。
随后，渡金沙江的一段经历可能加深了林彪的不满情绪。
５月初，中革军委决定抢渡金沙江。红军将要渡过的这一段金沙江位于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大峡谷，两岸多悬崖峭壁，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从这峡谷中渡江，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关口。
中革军委计划从三个渡口渡江。红三军团为右翼，在洪门渡渡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居中，在皎平渡渡江；红一军团为左翼，在龙街渡江。在这三个渡口中，龙街位于西面，在元谋县，是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主要渡口。皎平渡居中，在禄劝县，同龙街之间的直线距离有６０公里。洪门渡在东面，距离皎平渡比较近。
中革军委之所以决定分三个渡口渡江，显然是为了提高渡江的速度。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形、敌情、气候等因素的变化，作好有的渡口不能渡江的准备。
红军进入云南以后，蒋介石已察觉到红军的目的不在占领昆明，而在于渡金沙江。２８日，他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要龙云严密封锁金沙江。于是，龙云下令金沙江南北两岸所属部队一律封江，重点则是龙街渡口。
林彪、聂荣臻命令一师为前卫，抢占龙街渡口。５月４日，一师到达龙街渡口。此时，江上的渡船已被川军拉到北岸，要架桥又无器材。天上还不时有飞机前来侦察、骚扰。据当时的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１５里地的电话线，并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随后，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
这时，红一军团司令部已到达１５里外。林彪要通了渡口的电话。李聚奎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林彪便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部队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聚奎回忆说：
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这时，站在旁边的师政治委员黄甦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了。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中革军委，反映在龙街不能渡江的情况。当日，朱德复电：“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７日兼程赶到皎平渡，８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割断的危险。”林、聂立即决定，沿江边向东，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得非常疲劳。据聂荣臻回忆：
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４８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１２０里地，疲劳极了。
１２０里，再加上一夜横越４８道急流，这对于林彪的烦躁情绪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尽管红军此时已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林彪却仍然认为四渡赤水以来路走多了，在龙街骂娘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他认为部队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一路上，林彪不断讲自己的意见，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都不同意林彪的意见。聂荣臻尽管和林彪共同签署了４月２３日的电报，但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他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１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聂荣臻回忆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随后，林彪写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长信。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把这封信给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发出。
林彪要求更换指挥的意见虽然遭到红一军团几位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但他那嫌路走多了的埋怨情绪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就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
红三军团的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
关于此事，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４５里）。我们１１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关于这份电报，杨尚昆的回忆是：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之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杨尚昆还提到，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对土城战斗也很有意见。黄克诚在同刘少奇谈话时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黄克诚还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意见。
虽然有不少干部对路走多了有意见，但提出更换领导的只有林彪一人。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彭德怀的。他说：“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还讲了自己读此信后的思想活动。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另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杨尚昆回忆录》和《毛泽东传》在记述会理会议的段落时均采用了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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