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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暂时不动香港"战略出台始末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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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鹏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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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英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执之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此，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没有跟“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亦步亦趋，采取“自断其路”的“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包括“政治承认”和“经济往来”。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他们认为：“美国人所倾向的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新中国“需要援助，也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而且，“英国企业占外国在华企业的多数。……若实行经济制裁，势必遭到共产党的报复，并势必使这些企业遭受沉重的损失。”尤为重要的是，英国还有一个必须“挽留”的“借来的时间”与“借来的空间”——香港。“因为它在华的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和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转口贸易。”“在制约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原有商业地位的愿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赖于与中国大陆的持续不断的贸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
正是因为英国首先意识到必须向新中国“示好”，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使新中国对外开放，而不是相反，然后才有可能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与新中国“坐下来讨论”如何处理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香港问题。“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因此，英国从“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而非意识形态出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了避免“剌激中国”，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如果香港走向独立式的自治，反而会刺激中国，提早收回。”“英国人搞外交富有现实主义精神，也颇为老练圆滑。……如果英国欲得到中国许诺，香港地位暂时不变，杨慕琦计划反而变成绊脚石，英国的策略是通过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见。1949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杨慕琦计划寿终正寝。”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鉴于英国从“在华和香港的利益”出发对新中国“示好”之“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态度，认为可以“利用”香港问题“拉住”英国，从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因此才有“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战略决策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讲：“至于香港，英国人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经有一种声音——新中国之所以“容忍英国人在香港、容忍资本主义在香港”，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以战争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数学逻辑来推算，人民解放军可能……需要打一场血流成河及耗费时日的战斗才可以占领香港，而不是一场代价轻微的‘闪电战’”，“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纯属臆测。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周恩来曾经向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中央‘特殊’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周恩来讲：“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
（三）冷静、慎重、低调地处理香港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周恩来曾经对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客人直接讲：对于香港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解决，也得和你们谈判，我们不会采取突然行动。”1959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其后，他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谈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1972年10月，周恩来分别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Louis Heren）和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Thomson）时都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必考虑。……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个事。”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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