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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密的档案看中苏关系重大史事
马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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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何明、罗锋编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苏关系史一直是现当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利用和依据了许多新解密的珍贵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订正了以往许多不实的史事和看法

  中苏关系史研究,是现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

  苏联和中国,都是在二十世纪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关于这两个大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现当代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而关于两国关系的研究,则更是热中之热,难中之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两国间的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后来双方公开论战,乃至后来到了剑拔弩张、流血对抗的地步,其变化之大,实在是太富戏剧性了。由于一个时期相关档案材料一度大多处于保密状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禁忌,这使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维艰;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两国关系的万变之大、之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于是乎,对于两国关系变化的种种臆断和猜测不绝于耳。

  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

  关于两国关系的出版物,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关于两国关系种种所谓内幕的演绎本,也是层出不穷。然而,很多相关内容的大量出版物,并没能理清人们的思路,很多读者对于中苏间当时到底发生过哪些事,以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依然是不清楚的。

  目前,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出版物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纯学术出版物,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苏联兴亡史论》、《十年论战》等都是难得的佳作,是学者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心力之结晶,引经据典、论述充分。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近年俄罗斯、美国、中国台湾相关档案的开放,中苏关系研究已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于中苏两党问题、两国问题,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问题,对于两国与朝鲜战争的问题,对于两国论战及交恶问题,以及两国在波匈事件中的立场、作用问题,直至两国的边界纠纷、冲突等等众多重大事件,我国的史学研究者都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解读,应当说是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近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受众往往是高端的学者或专业人员,普通读者往往没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些专著,有的甚至没有兴趣读下去。

  而另一类出版物则以通俗见长,写中苏两国关系简直同写小说一样,对于重大事件全无考证便信马由缰、胡编乱造。可读性是有了,但是真实性、可靠性却经不起推敲。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样的演绎作品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纪实”类作品中,这种现象尤其常见。如果真的能“大事不虚”当然很好,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由于近十年来中苏关系的研究进展较快,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就,又往往不是一般的写作者所能掌握的。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一书的必要性所在。

  一部走通俗化路线的专家之作

  该书的作者何明,是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专家,而他的这本书却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走的是通俗化的路线,但这种通俗化之中又包含着很高的学术水准。全书的语言是娓娓道来式的,如同在讲中苏两国间的一个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但是,书中的内容却吸收了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如,关于朝鲜战争问题,很多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如果细细考问,很多事恐怕又会似是而非。读过本书,相信很多人会对有关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为什么会出兵以及出兵后中国的得失等种种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作者利用、依据学界大量、权威的研究成果,在书中明确告诉读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即占领了汉城。朝鲜战争是北方政府率先发动的,而且是在精心策划后发动的,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认,但有很多细节,许多人并不清楚。人们固有的观念总是“南方政府不断进行战争挑衅,北方被迫反击”,或者是“南方坚持武力统一,北方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就出现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其实,早在2000年,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就利用已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具体地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就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另外,对北方政府如何征得斯大林同意并凭借苏联的武器支援发动朝鲜战争等情况,同一时期发表的很多专业论文和专著也都有极为细致的论述和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大多局限在学术圈内,未能改变一般大众的固有观念。

  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这一细节

  十分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的问题。本书一改以往“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说“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并认为“林彪的话不无道理”,这种评价的改变其实包含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进步。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就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林彪一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何明将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不露痕迹地融入了细节之中。

  关于“长波电台”的新史识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本书对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如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书中披露,关于“长波电台”,苏联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一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就“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书指出,“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两国间的分歧,其实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陈锡联披露当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一些若干细节

  此后,又发生了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捧读本书,会发现这样极富戏剧色彩的重大事件比比皆是。历史本身,真是胜过任何好的编剧。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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