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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辛历程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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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了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1995年,季羡林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

  这两位学界泰斗、文化大师,当代中国公认的最杰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在躬逢改革开放盛世、知识分子时来运转之时所发出的感叹,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艰难曲折的历程息息相关。他们的心态,则正是这一曲折历程中的缩影。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过论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明确地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个问题论述最详细的是李立三。1949年10月30日,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市教育工会成立大会上说:“就工人阶级的广义来讲,凡是靠工资薪水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也好,或脑力劳动者也好,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教育工作者包括教授、讲师、助教、教员、职员等,他们和工警一样,都是靠工资薪水来维持生活,都是雇佣劳动者,即都是属于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也和其他阶级一样,有许多层次。其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阶层。其他如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以及脑力劳动者包括教授、工程师等等,虽然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与产业工人不同,但他们是靠薪水来维持生活的劳动者,所以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同时,李立三还不同意那种把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画等号的做法,他认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地主或资本家,但只要他的生活来源是自己的薪水而不是仰赖家庭,他依然是一个薪资劳动者,依然是工人阶级。这些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方法和标准。

  在此基础上,1950年8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做出了正确的判定。文件认为“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正确的认定,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的出台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这一政策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

  因此,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的运动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而且也使得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方面的正确认识受到忽视或者说其应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这场运动结束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判断,似乎成为党内的共识。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时,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主持下,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经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他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彭真在会上讲话说:今天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主要障碍,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居功自傲,轻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见他们的巨大进步和变化,不承认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周恩来和彭真的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在周恩来的过问和指导下,这以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这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试验用地、研究经费、工作时间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国务院《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应由有关单位办理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同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本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10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门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访问等形式了解了情况,总结了成绩,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以上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的开展。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有意识惯性的影响,以及当时国际政治风波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在我们党内未能获得稳定的持久的支持。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由中央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就没有沿用周恩来的结论,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种提法。不仅如此,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反而又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出现了倒退,恢复了原先所使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这就说明,在1956年那个时候,在党的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然是把我国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周恩来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仍然孤掌难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时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么说。5月25日,毛泽东在同伏罗希洛夫谈话时又说: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1957年 “反右派”斗争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出现,知识分子便被明确划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会议作出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论断又被写进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经代表大会通过。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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