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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四清”运动
邱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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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运动是1963至1965年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户口去的。

  1964年春节过后,我跟随由十局一名副局长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济南,在车站前宾馆稍事休息后,转车到津浦线泰安――兖州间姚村站下车(距离曲阜县城最近的火车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与共同编队的省公安厅的同志们汇合。当天,我们就进村住进了贫下中农家里,我所在的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有我和陈国栋两人,还有省公安厅一位张处长(经常不在,可能是半脱产或在别的生产队另有住处)。省公安厅副厅长(前后分别为薛锐和邱大江)蹲点也在这个大队。据说前一年,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曾在附近蹲点搞过“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运动是公安机关搞的,有点对口帮扶的意思。

    “访贫问苦”遭遇的尴尬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际上,地方给工作队员安排的住处,并非是村里的“贫农”,因为薛村真正的贫农,是腾不出单独的一间住处的。我的房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村里除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以外的第四号人物。“四清”的具体工作,是从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两个《十条》开始的。那时候开个会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饭后召集社员开会,天还大亮时就催促社员到大队部院子里开会。可是等上一两个小时,人也到不齐,出席率最多不过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下来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要求通过串联贫下中农,形成可靠的阶级基础,孤立富裕中农(我所在的薛村生产队没有地主)。可是,当地是孔子故里,依然保持传统的家族称谓习惯,按辈份称呼。薛村人几乎全姓孔,少数几家姓严。孔姓的庆、祥、繁、令、德,是当时聚集的五辈人。三五位富裕中农都是大辈份,小辈人见到时称爷道叔,上边要求小辈直叫他们的姓名。为此,工作队费了好大劲,收效却不大!

  忆苦思甜更是难以发动,我找了几位看上去较老的贫下中农(当时农村四五十岁的人已显得很苍老),请他们讲讲旧社会所受的苦。多数人都不愿意讲,个别的讲着讲着,就说起困难时期没饭吃饿死人的事。我遇到过两次这种诉苦,真是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与社员“三同”

  干部下乡搞运动或开展某项工作,历来都要实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大学毕业后到公安部研究所工作没几年,还是头一回以干部的身份下乡,“三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同吃”是入户吃派饭,一天换一家,不是什么人家都可以去,一定得去贫下中农家里。去的时候带一斤小米和三角钱,后来发现吃“派饭”的人家很欢迎这种安排,因为当地太穷了,我记得每餐饭就是玉米面糊糊和煎饼,没有煎饼时,糊糊里面放一些蒸不熟煮不烂的白薯干。几乎没有什么菜,有个凉拌或清炒藕片、白薯粉皮就相当不错了。到了麦收前,糊糊里是头一年埋在地下的白薯叶子,麦收后才能吃到曲阜地区特有的白面薄饼。城里来的工作队员吃得都很少,所以,管一天饭,一斤粮食与三角钱还有剩余!

  可是,工作队每十天要去公社开一天会,头几次还集中起来讲讲工作情况,也就是个把小时,随后是赶集,公社所在地正好十天一大集。中午是两个白面馍和一碗红烧肉。到后来是光改善伙食,很少开会,连老乡们也知道工作队每十天去公社吃一顿。

  “同住”就是住在社员家里,那时候要求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因为进村时工作队员的住处已安排好了,过后我发现,那每人单独一间的茅草房,并不是村里贫农能够腾得出来的。领导同志蹲点的住房,更是贫农不可能拥有的。所以“同住”应该是住在村里就是了。

  “同劳动”最实际又有意义,因为没人监督,工作队员又都是主动要求下去的,那时候好像真的没有人厌恶劳动。我虽然生长在城市,不大会干农活,从送粪、耪地、锄草、拉犁,到拔麦子、打场、秧白薯,各项农活都尝试过,当然顶不上一个整劳力。记忆最深刻的是人拉犁,一个生产队没几头耕牛,三四个人拉一把犁,真的是重体力劳动!

    我了解到的“四不清”

  “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当时,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多数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队名义上辖附近的三个生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开会、平时总是一言不发,我离开时建议劝其退党。大队长只管派生产队的农活,没见他管过大队部的事,而会计主要负责生产队的工分、很有限的财物和账目,仓库里好像也没什么储备。

  薛村生产队会计是位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较同村其他人有些心计。他又是较长的“祥”字辈,多数人喊他叔。最初,听到一些群众意见,他家比别人富,好像问题不小。有人反映,省厅那位张处长经常到会计家吃饭,有时还喝酒。我便鼓动几个对他意见大的人,想开他的斗争会。后来因为没有过硬材料,“清”了几个月,结果只发现有少量“多吃多占”问题,只好作罢!生产队底子薄,工分低到几分钱一个工,年终每家分的口粮差不多。谁家富一点很让左邻右舍眼热。再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绝于耳,像什么送妇女主任一块香皂就发生关系等,很让我们这些还没结过婚的青年困惑,不知该怎么办。好在它不属于“四不清”,离队时都没有作为问题留下。

  八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匆匆撤离时和老乡还真有了点感情。回到北京后,第二年学习《二十三条》,欢送下一批去陕西省长安搞“四清”的同志时,领导上让我结合自己亲历的“四清”,讲讲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八个月没觉得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呀!最后还是按文艺作品模式,演绎一出故事交差。

  (刘海波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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