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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是怎样处理突发事件的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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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处理突发事件的案例。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至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1月份,全省偷渡人数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偷渡外逃”事件“责任要由省委来负”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1978年夏他考察宝安时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问题,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地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过程中,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经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做法,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中,习仲勋先行表态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全局、立场坚定,这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赤子之心摘自2008年2月4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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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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