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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解放军军事演习回眸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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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陆海空二炮等军兵种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在和平时期锻炼部队和展示军队建设的成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系列军事演习。新中国各个时期我军军事演习,成为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

  1955:辽东半岛军事演习中,各参演部队把自己的家底都拿了出来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海防成为国防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抗登陆作战理论研究,建立我军的抗登陆作战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战争的准备情况,就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作战演习。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组织的大规模诸兵种联合军事演习。

  为了搞好这次军事演习,中央军委首先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导演部,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担任演习总导演,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陈赓、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肖克担任副总导演,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炮兵副司令员陈锐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防化兵主任张乃更、通信兵主任王诤、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等总部和军兵种主要负责人为助理导演,并成立相应的军兵种导演机构。

  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是叶剑英导演的军事训练史上的杰作,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部队。当这个演习计划上报到中央军委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说:“这个设想很好,也很及时,现在经军委研究,决定扩大演习规模,由军委主持。”

  为筹备这次军事演习,叶剑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审定整个演习方案。1955年6月,他实地去辽东地区为演习做准备。由于准备工作繁忙,叶剑英甚至没有参加1955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元帅军衔授予仪式。

  辽东半岛军事演习是建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演习设想“蓝军”在濒临中国的西太平洋重要地区,港口、机场集结了陆、海、空军重兵集团,准备同时向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实施大规模联合登陆战役,而以辽东半岛为登陆主要突击方向。其目的是攻占战役登陆场,夺取中国渤海沿岸重要港口,开辟陆上战线,进而向北京方向进攻。“红军”一个集团军在方面军编成内,在海、空军协同下,担任辽东半岛主要方向上的海岸防御任务。“红军”集团军首长司令部按照组织战役的工作程序,主要演练了快速战役准备、组织兵力火力,抗击“蓝军”登陆兵上陆,实施反突击和配合方面军第二梯队反突击、集团军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向主要方向机动等内容。

  这次演习从1955年11月3日开始,14日结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都亲临现场参观指导。全军高、中级干部八百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一起作业。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四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整个演习过程。参加演习的部队有海陆空三军指战员4.8万余人,包括陆军一个兵团,四个军,一个机械化师,空军两个军,海军旅顺基地和独立机械化师等十几个师以上指挥机关,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余辆。演习难度大,条件艰苦,但预期目的达到了。这次演习是双方都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还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联合抗登陆演习,也是首次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的军事演习。

  为了搞好这次演习,陆海空三军部队几乎都把家底亮了出来。就陆军而言,全军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师也投入了这次演习。1955年3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以步兵某师为主体,接收苏军第七机械化师的装备,于4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机械化师,是我军有史以来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诸兵种合成的部队,一支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突击力量。在辽东半岛军事演习中,第一机械化师表现突出。演习结束时,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同志检阅了部队,并对他们的演习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空军方面,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周赤萍、副司令员曾国华率领沈阳军区的空二军、空三军参加了这次抗登陆演习。沈空共出动各型飞机428架次,按计划完成了演习任务。空降兵某师也参加了这次演习。伞兵部队在演习中模拟蓝军空降兵团,对“红军”实施空降突袭,配合登陆部队抢占战役纵深要点。按演习指挥部要求,伞兵部队从中原某机场直接起飞,经连云港进入黄海,然后绕一个圈子再进入渤海,突然空降到预定作战地区,航程达几千公里。这对第一次实施长途空运的伞兵部队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近似实战的考验。飞机大都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旧C-46型运输机,途中颠簸很大,加之海上飞行,上下气流的冲击,许多官兵都出现晕机现象。他们把登机前吃的东西全部吐光了,连胆汁都呕了出来。但是到指定空降区域后,官兵们一听到跳伞信号,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冲出舱门,如一把把尖刀从天而降。演习结束后,叶剑英、陈毅、贺龙等首长亲自接见了伞兵部队。彭德怀等军委领导还到演习驻地看望了大家,他风趣地对大家说:“你们空降兵演习是‘蓝军’,而实际上是‘红军’,演得很好,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的高度赞扬,为人民解放军争了光,你们要努力,把空降兵建设得更好。”

  为了显示我人民海军有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组建不足六年的中国海军出动了轰炸机98架、登陆舰4艘、鱼雷快艇36艘、扫雷舰10艘、猎潜艇6艘、潜艇8艘、护卫舰4艘参加辽东半岛军事演习。中国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当时只有四艘驱逐舰(被誉为“四大金刚”),在这次演习中一下子出动了两艘。这一切,对于年轻的海军来说,几乎把自己的家底都亮了出来。在这四艘驱逐舰中,就包括舰队的首舰“鞍山”舰。1954年10月,我国从苏联购买的第一艘驱逐舰加入人民海军序列,被命名为“鞍山”号(舷号101)。它是苏联果敢级的一艘,曾任苏太平洋舰队旗舰,成为中国海军早期“四大金刚”之首(其他三艘驱逐舰是“抚顺”、“长春”、“太原”号),是我海军驱逐舰第一支队的首舰。在这次演习中,“鞍山”、“抚顺”两舰奉命执行蓝方登陆编队的警戒和火力支援任务。两舰及时准确地进行了各种队形变换和火力支援任务,时间误差不超过十五秒,距离误差不超过两链,初步显示了海军官兵的训练水平。

  通过这次演习,训练了十八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三十二个实兵团(包括陆军、空军及海军),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级干部及总导演部的干部,使他们初步认识了在新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原则和战役组织与实施的工作程式、方法。通过这次演习,使全军指战员对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战争有了形象直观的认识,也有了近似实战的现代战争体验,丰富了指战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提高了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的战役组织指挥能力。指挥员们普遍反映,两个多月的学习,胜读十年兵书。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9:穿山半岛军事演习,探讨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我为主”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我为主”恢复和发扬军队的群众练兵传统的方针。对于“以我为主”的方针,叶剑英元帅解释道:以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军队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研究敌人,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在“以我为主”的思想指导下,全军范围内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的训练高潮。在这一时期中,人民解放军结合现代条件,发扬传统战法。主要进行了团到军规模的首长和机关演习,也重视了从排到营规模的实兵战术演习。这个时期的军事演习与部队实际和实战需要结合得比较紧密,重视作战原则和战术思想的研究与运用,坚持现代条件下作战与解放军的传统战法相结合的原则,简化繁琐的演习程序,精简演习文书,增强演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1957年8月2日,中国、苏联、朝鲜军队在中苏朝边境沿海地区举行了以陆军为主,海军舰队和空降兵协同,歼灭敌人濒海集团的方面军进攻战役实地演习。同时,还进行了城市防御战役演习、反空袭斗争演习和以封锁海峡为背景的岛屿防御战役演习。

  1959年5月,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在浙江杭州湾穿山半岛地区组织了加强步兵师渡海登陆对垒地域之敌进攻实兵实弹示范性演习。这次演习是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由陆、海、空军联合实施的。参加演习的部队有:1个军部、1个师另2个步兵团、11个炮兵营,海军东海舰队的舰艇部队和空军航空兵部队等39个建制单位,共2.3万余人。主要参展兵器有:舰艇265艘、飞机114架、火炮271门、坦克22辆。演习指挥部以参加演习的陆军军部为主包括海军和空军指挥人员,负责演习的组织和领导,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担任演习总指挥。叶剑英元帅和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及苏联军事专家1466人参观了演习。

  这次演习主要是为了探讨和提高陆海空三军的海上协同作战能力。演习的设想是:“蓝军”在穿山半岛地区组织坚固阵地防御,企图阻止“红军”登陆。“红军”的作战企图是从舟山定海、金塘诸岛向穿山半岛地区实施登陆进攻,加强步兵师担任军的第一梯队,从“蓝军”防御正面实施突破,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全歼敌军,为后续梯队上陆创造条件。整个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从装载起航、强渡海峡、突击上陆、抗击反冲击,到围歼核心阵地的“蓝军”,一直以实兵实弹昼夜连续进行。演习获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叶剑英亲自观看指导并作了长篇讲话,称赞这次演习体现了训练与战备的结合。

  据外电报道,这次演习以登陆台、澎、金、马为假想前提。通过这次演习,丰富了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海上演习的经验。主要收获是:探讨了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对以陆军为主组成联合指挥部,统一协调诸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根据作战时节的特点,适时转换指挥关系;各级指挥靠前,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结合;以预先计划协同为主,临时协同为辅,使计划具有科学性和适应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同时,还摸索了登陆输送编组的基本方式。

  70年代的几次军事演习,规模都不大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期,从国内来看,“文化大革命”使军队正规化建设受到极左思潮的极大干扰,从建国之初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停滞不前。从1966年到1969年,全军几乎没有组织过军事演习。

  在1970年毛泽东号召全军开展长途野营拉练活动之后,各军区结合作战预案组织了一些带作战背景的检验性演习。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苏联在我国北部陈兵百万,特别是中苏在珍宝岛等的边界冲突,迫使中国将主要作战方向北移。受当时“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等思想的影响,全民皆兵,这一时期的演习有如下特点:一是防御性强,针对苏联坦克集群突击力强的特点,突出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演练,二是有大量民兵的参与,全民性强,三是演习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低,有的演习甚至不如五十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演习有:1973年10月,北京军区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打坦克研究性实兵战役演习;1974年9月,沈阳军区在大连组织的城市防卫战役演习;1974年10月,广州军区在海南岛组织的抗登陆战役研究性演习;1975年,武汉军区在河南临汝地区组织的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演习;1976年,新疆军区在戈壁滩地区组织的结合原子弹实爆试验组织的核条件下集团军进攻战役性演习。

  在这些演习之中,规模最大的是1973年10月北京军区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演习。这次演习的总导演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马卫华,演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练对抗苏联的坦克集群,参加演习的有陆军一个军及大量民兵共2.1万人,飞机55架,坦克、装甲车371辆、火炮385门。演习设想“蓝军”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其空军实施战略空袭的同时,以坦克、装甲重兵集团,从“红军”防御的重要方向突入,其先遣集团军以第一梯队四个师向华北某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企图切断主要交通线,尔后向我国腹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既设阵地组织防御、抗击“蓝军”进攻;大量消耗、歼灭突入防御地域的“蓝军”,粉碎其战略进攻企图。这次演习标志着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从以打敌步兵为主转到以打敌坦克为主,这对于加强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81:邓小平亲自决策华北军事大演习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战略争夺,并且愈演愈烈。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70年代,苏联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实现其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亚枢纽地区的战略企图,从1973年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1979年12月,苏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以突然袭击方式大举入侵阿富汗,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邓小平1980年1月就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军军事训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把战役检验性演习作为战役演习的基本类型,从1981年起加强了诸兵种联合的战役演习。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演习是1981年华北地区军事大演习。

  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具体筹备工作由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同志负责。为了保密,中央军委给这个研究班取了个代号——“801”会议。在“801”会议召开之前,总参针对80年代的新形势,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再将传统的“诱敌深入”写入战略方针。修改战略方针是件大事,总参持慎重态度。1980年9月,杨得志首先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张震向叶剑英元帅做了汇报,杨得志、杨勇、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帅做了汇报。三位老帅都同意“积极防御”的提法,徐帅提出在北京军区方向不能搞诱敌深入,要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9月30日,杨得志、杨勇、张震将向三位老帅汇报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和请示。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并表示要在“801”会议上讲话。

  1980年9月17日到10月16日,“801”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者,并做了重要讲话。10月15日,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讲了战略方针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我们同入侵之敌作战,一定要搞持久作战,中国有这个条件。我们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叶帅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抓好训练,说这件事不能放松,就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好合成军队的作战训练。“801”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思想,提高了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

  “801”会议之后,为了具体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总参提出要在几个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当时考虑的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军事演习,在华北地区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在西北方向,组织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三战”演习;在渤海湾方向,可以组织抗登陆演习。经过大家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首先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总参决定,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并委托北京军区组织实施。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总参的建议,确定这次集训、演习的代号为“802”会议,并指示总参和北京军区协商后,尽快拿出演习的具体方案。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了(1980)参联字6号文件《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总参和北京军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演习方案。北京军区主张搞方面军规模的大演习,总参则主张搞集团军规模的中等演习,还报了一个师级规模的小演习方案。北京军区的方案是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而总参的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动用的装备都少了许多,兵力压缩到5万余人。3月6日,张震给邓小平写了封信,简要汇报了张北演习的准备情况,提出三个方案的设想及其依据,所需经费也做了初步估算。信还未送出,张震就接到通知,说小平同志在近日要听取一次汇报。

  3月10日,杨得志和张震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里,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提出三个方案的经过及其依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听完两人的汇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张北演习,在政治上不会引起苏联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苏联每年都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大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要搞合成军。多年没有搞了,还是下决心搞一次。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和水平。这样的演习对于部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不是都同意吗?

  邓小平还提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对部队的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子,我想适当时间搞一次阅兵,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看,对军队在人民中的观瞻有好处,能加强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于加强军队训练也有好处。

  张震最后请示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还要动用一些储备物资。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吧,就这样定了。随后,邓小平在张震3月6日的信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有了邓小平的批示,财政部给这次演习拨了专款。

  为了加强对演习的组织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领导小组,组长为杨得志,副组长为杨勇、张震和秦基伟。5月20日,经邓小平批准,总参正式发出了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的通知,对集训的指导思想、参加人员、学习内容、方法步骤、时间安排等等,都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做出了重大调整,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以军委主席身份前来观看演习,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意义重大。总参、北京军区和其他参战的军兵种负责同志,都深感责任重大,多次深入张北演习地区把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

  1981年9月14日,华北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演习总指挥。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了演习现场。邓小平非常高兴,穿了平时很少穿的军装。演习共进行了五天,邓小平观看了全过程。

  在9月18日的演习中,“蓝军”和“红军”展开激烈的空战,重磅炸弹正确命中目标。地面上也是万炮齐发,雷霆万钧,对空中的“敌对”目标展开反击。看到战局紧要关头,邓小平不时起身鼓掌。当“红军”的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实行反突击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演习取得圆满成功,邓小平很高兴。“东道主”秦基伟破例宴请大单位主官以上的领导同志。大家都想给邓小平敬酒,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为了父亲的健康而一再“挡驾”。邓小平的兴致很高:“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十杯。”

  9月19日,演习的最后一天,也是演习的高潮——阅兵。陆海空三军的53个方队,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阅兵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乘坐敞蓬红旗车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77岁的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首次检阅了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威武之师。阅兵结束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华北军事演习对于解决“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化,探讨以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对于培养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锻炼部队,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军委主席邓小平亲临演习现场检阅部队并做重要讲话,对于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华北军事演习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国际霸权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国际舆论评论道:这“是一支精良的军队”,是“一次精彩的演习,是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力量显示。”

  90年代:军事演习震撼台独分子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军队建设在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科技强军”号召指引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批各类新型装备陆续装备部队,军队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军队开始逐步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同时,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台独活动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反独促统,捍卫祖国神圣主权成为摆在中国军队面前最急迫的现实课题,全军掀起了“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高潮。

  在90年代,全军部队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以高技术局部战争为目标,组织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大大提高了全军将士打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总的来说,90年代我军的演习规模大,重点突出,以现代作战条件下登陆作战、对台威慑作战为主,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一大批高新技术装备在实战演练中大显身手。

  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湾当局在分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台海形势日趋严峻。1995年6月,经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踏上美国国土,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狂妄地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1995年8月15日至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南海进行导弹、火炮实弹演习。1995年7月18日,就在李登辉访美回台不久,新华社受权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于7月21日至26日在东海公海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演习训练。这次演习因有两点不同寻常而引起世人的关注:一是公开宣布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而此前这类发射一般都被称之为“运载火箭实验”;二是发射导弹的目标区位于台湾岛东北端的澎佳屿附近,此地距离台湾本岛只有40海里。7月21日至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按照预定时间举行了导弹发射训练,向预定海域发射了6枚地对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8月15日至25日,我海军和空军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次海空火炮射击演习。演习使用了许多新型武器装备,所发射的各类导弹全部都命中目标,各型火炮射击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1995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举行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分为“海上演习”和“多兵种协同登陆作战演习”两部分。在海上演习中,出动了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潜艇编队和航空兵新型机群。在随后进行的多兵种协同登陆作战演习中,我海军陆战队和多梯次的登陆编队从海空两个方面冲击上岸,迅速夺占了滩头阵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观看了海上演习,满意地表示:“看了海上演习非常高兴,我们海军的海上整体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同年11月,南京军区陆海空军部队在闽南沿海地区举行了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演习中,参演部队展示了现代条件下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壮观场面,展示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和高昂的士气,表明我军官兵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组织指挥三军联合作战和驾驭现代条件下多种作战样式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1996年3月23日,为对岛内分裂势力施加压力,显示中国政府决不允许“台湾独立”的坚定立场,1996年3月18日到25日,南京军区在台湾海峡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这次演习显示了我三军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观看演习,转达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对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全体指战员的亲切问候。同年10月,广州军区组织了一次三军渡海登陆作战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历时15天,锻炼了陆、海、空参演部队指挥机关的战役组织指挥能力,检验了三军部队机动、渡海、协同、登岛的作战能力,也检查了新时期地方战时动员和支前工作,取得了战役军团登陆作战的经验。

  1999年7月,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为了打击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1999年9月,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演习。陆海空三军、二炮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数万人,数千艘战舰、民船参加了这次演习。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观看和指导了演习。演习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南京军区的演习地点在浙江舟山地区的东海海域,距离基隆市300多公里。广州军区的演习地点在广东阳江地区的南海海域,距离高雄市400多公里。这次联合渡海登陆演习具有几个明显特点:采用两个军区的兵力,对台湾海峡南北夹击,两线登陆;动员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参加演习,先进军舰和大量民船同时全面出击,万船齐发,体现了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海陆空力量协同攻击,采取立体分割,纵深突袭的战法。这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演习的成功充分证明我军已具备大规模渡海登陆能力,台湾海峡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新世纪:深化科技练兵,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

  新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发展和变化的世界,军事竞争将更加激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打赢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现实而紧迫地摆在我军面前。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深化科技练兵,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军事斗争准备。

  2000年4月19至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卫光一号”演习。这次代号为“卫光一号”的军事演习,出动了各军区精锐部队,远程奔赴南京军区参演,演习内容包括装备补给、军队调动等。演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进行联合战备检验,检验我国各省、市和地区在国家紧急情况下的动员能力,以保证对未来局部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持。

  200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琼岛四号”军事演习。从5月25日起至31日,我军部队一连七天在福建省泉州湾至深沪湾之间的地区,举行火炮实弹演习,射击面积达160平方海里,显示出我军的强大威力。这次演习使台湾岛内人心动摇,本已对新上台的陈水扁充满疑惑的台湾民众,更加担心新领导人会走上与祖国大陆对抗的“不归路”。许多人认为,这种指向台湾控制的外岛的演习的确少见,确有对台发出警告的意味。

  200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进行进攻战役演习。这次历时13天的战备演习,按照“不经人员、装备补充和临战训练即可投入作战”的标准,首次全师规模实兵拉动,首次从北到南大机群远程机动。演习展示了我军强大的空中进攻力量,显示出我空军在未来保卫国家主权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200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推行实质“台独”,中美之间发生了一连串摩擦,关系渐趋紧张。6月,为警告台湾当局和美国新政府领导人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表明中国政府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东山岛举行代号为“解放一号”的陆海空三军登陆演习。近十万官兵参加了两栖登陆演习和旨在击沉一艘航空母舰的模拟海战。此次演习有导弹旅、陆战旅、多艘战舰和潜艇参加,苏-30战机搭载KH-59M空对地导弹将会负责掌握台海制空权及确保坦克登陆部队作战。

  2004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河南确山举行了名为“铁拳—2004”的机械化步兵师山地进攻作战演习,来自16个国家的军队领导人和军事观察员,以及十三国驻华武官观摩了演习,成为中国军队当时邀请国家最多、军事观察员层次最高、对外展示规模最大的演习。中国军队对外开放演习的层次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邀请观摩的国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外军观察员的身份已经从驻华武官扩展到了作战部队的一线指挥员。这一次演习的开放和透明程度更是前所未有,观摩演习的外国军事观察员,可以观摩演习中的每一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这一系列演习表明,中国军队的开放程度、透明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作为一支大国的军队,中国军队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

  2006年10月12日至18日,解放军四总部在河南确山举行代号为“确山-2006”的摩托化步兵师山地进攻战斗演习考核。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确山—2006”军事演习被定义为,解放军历史上首次由四总部机关依托院校、科研机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和部队的力量,运用“部队演习评估系统”联合对步兵师进行整建制实兵实弹检验性演习考核。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由总部机关对步兵师进行整建制实兵实弹检验性演习考核,虽然仅是师规模的战术演习,却由四总部联合组织、指导,一方面表明了解放军总部机关对此次演习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表明演习所要检验和考核的内容,包含了作战、后勤、装备、政工等诸多方面。同时,通过一次演习,全面检验一支部队的战法研究、军事训练、装备建设、后勤保障和战时政治工作,提高了演习的综合效益,加大了军事训练的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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