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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笔下的“风流”长征
○刘明钢(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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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任红四团团长和第一师参谋长,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在他的回忆录中,第四章写的就是长征。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雪山草地 苦难风流。
  
苏区姑娘把绣好的荷包往战士手里塞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病情严重,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 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不已,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果然,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时,耿飚已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了两次战斗的指挥。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耿飚还写道:我们就这样一路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敌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的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快越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

  1935年6、7月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对耿飚来说可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呢?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里所说的“的卢”的骏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上了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于是,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

  “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说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由于一时找不到翻译,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地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窜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那时真是艰苦。耿飚写道:幸亏我那匹马还比较健壮,它四个蹄子又大又圆,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绝粮时,我几次想忍痛把它杀掉,但同志们坚决拦下了。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吃了草根后,衰弱的胃无法消化这样粗纤维的东西,疼得满头大汗。

  耿飚不但记录了过草地的艰苦,同时也抒发了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他写道: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

  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

  耿飚还有一架老式照相机,是1932年红军打漳州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耿飚回忆说:“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爱这些在伟大征途中留下的历史瞬间,于是深情地写道:“我久久注视的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甦同志。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于杨成武同志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

  ――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耿飚的战友曾提议:“让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正如摄影家高帆所说,这是“来自战斗生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瞬间形象”。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陆定一借给了美国记者斯诺,辗转丢失了。耿飚无限惆怅地感叹道:“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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