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温馨——忆王震将军的夫人、我的老校长王季青
|
|
| 陈漱渝 |
|
 |
 | | 王震与王季青(前排左一)全家福 |
|
其实我早就该写这篇深埋心头已久的文章，感谢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现在这篇文章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万分铭感的人已经在去年12月24日驾鹤西归，终年94岁。她就是原北京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的老校长、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
王校长1913年农历正月廿八出生于辽宁沈阳，幼年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寡母流亡北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激于满腔爱国热忱，从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奔赴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到晋西北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经贺龙介绍，不久与该旅旅长王震结为伉俪。曾先后担任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新疆大学副校长、新疆军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
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王季青从来不以将军夫人自居。有一次“总后”想出一本将军夫人传，约她写稿，被她谢绝。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一所学校。1954年初，她被任命为北京女八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差，有一次全市统考，女八中有一个班一半以上的学生平面几何不及格。王季青召开全校教师会，痛心疾首地说:“一所学校办到这种程度，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学生和家长。”她还对学生说:“女八中校址曾经是鲁迅先生工作过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把它建设成一所名校。你们都要为母校的发展作贡献。”于是她像当年奔赴战场一样亲临教学第一线，亲自听课，亲自辅导，亲自批改作业，把教学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来抓。
要抓好教学，首先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但当时北京市师资奇缺，中学教师中几乎没有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就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也微乎其微，很多老师都是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再加上“极左”思潮对人事工作的影响，很多单位不敢用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当时因为生父在台湾，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有将近半年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虽然我毕业考试的成绩不错，政治鉴定第一句写的也是“五年来一贯要求进步”。在等待分配的这段漫长时间，我白天泡在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用古书来麻醉自己；晚上经常在昏暗的路灯下幽灵般的游荡。我记得很清楚，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西四红楼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是香港拍摄的故事片《寒夜》(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看完离开剧场，我心里迸出的一句话就是:刚走出一个《寒夜》，又走进一个寒夜……
就是在这种近于绝望的人生境遇中，我得到了女八中的录用通知。迈进石驸马大街那座灰砖红栏、建筑古朴的校园，第一个接见我的就是身穿灰布制服的王季青校长。她给我安排完工作，又来到西小院我所住的男教师单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发现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嘱总务科补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职员帮我缝上，使我暖暖和和度过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个冬天。每逢假日，她经常来校检查食堂工作，并跟炊事员一起包饺子，让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男女教师吃得可口，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中秋之夜，她还特邀我们这些住校的教师到她家里去聚餐。在她翠花胡同寓所的葡萄架下，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完全消除了离乡背井的孤独寂寞。
除了接纳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王校长还到其它学校物色一些名师，让他们改变在多校兼课的游击状况，踏踏实实成为女八中的专职教师。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撤销之后，她又赶快从那里挖来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其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女八中形成了一支热爱本职工作、年富力强的教师队伍，到上世纪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学已达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过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于师大女附中。1959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考进了一类大学。1963年，高中毕业生近四分之一被清华、北大、科技大录取。现任中国奥组委副主席汤小泉、中国人民银长原副行长吴晓灵、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陈洪、女建筑家黄汇、全国妇联副主席沈淑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主持人徐曼、《北京晚报》原副总编龚异娟、《中国妇女报》总编卢小飞、《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武勤英等，就都是原女八中的毕业生。
受到女八中师生一致赞誉的是王校长的人格魅力。她的言行让人切实感到，所谓伟大的确体现在平凡之中。师生们清晰地记得，作为将军夫人，王校长从来没有坐过王震的公车上班，反而把王震请到女八中给学生作报告，讲如何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王校长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把党政活动一律安排在晚上进行，以免冲击白天的教学工作，以至于下班回家常常因公交车停驶而步行。王校长在战争年代刚生下孩子两天就穿越封锁线，留下了肠胃病的病根，饭量小得出奇，但她坚持中午在学生食堂入伙，以便了解情况，进一步改善伙食。学校党支部的办公室是进门二楼居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陈设，就连粉刷墙壁的费用都是王校长自掏腰包。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校长对教职工的爱护。王校长对党员的要求是严格的，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被批评者却从内心感到她批评得对，批评到了点子上，是对自己的真心爱护。她还分配党员分头做党外教师的工作，跟党外教师交朋友，共同进步。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时，女八中有三位青年教师言论过激，按照当时的标准，轻易就能划为右派。但王校长承受了很大压力，保护了这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她说:“这三位老师是反对我，并不是反党。他们对党支部提意见，是因为对我这个支部书记有意见，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有意见。”这三位青年教师的政治生命被保护了，王校长却因此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受到当时西城区教育局的批判，一度调离女八中。听说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彭真市长。由于彭市长亲自登门道歉，王校长才又回到女八中工作。
1965年，全国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王震将军当时身体不好，王校长被调到农垦部，离开了她付出了11年心血的女八中。“文革”期间，女八中的军宣队要求清算王校长贯彻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她“招降纳叛”，搞“智育第一”。王校长回到女八中接受批斗。但红卫兵一没让她戴高帽，二没让她挂黑牌，而是搬来一把帆布躺椅，让她坐在批斗台上，和风细雨地走了一个过场。像这种气氛的批斗会，在中国的“文革”史上实不多见。
在“十年浩劫”中，王校长自身难保，曾随王震将军下放江西抚州劳动，但她仍然关心着其他无辜遭受迫害的人们。女八中教师张立均的儿子段孝梁刚13岁，因受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被“联动”的红卫兵拳打脚踢，肆意侮辱。小梁忍无可忍，偷偷逃到新疆，有半年跟家中失去联系。孩子的父亲以泪洗面，母亲痛不欲生。王校长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给新疆阿克苏农一师的师长拍发电报，请部队协助找人。不久消息传来，小梁已进了塔里木军垦兵团，张老师一家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对王校长感激不已。“文革”期间，王校长在北京成方街的寓所还成为了许多被迫害的干部子弟的家，他们在这里受到教育，得到鼓励，抚平了心灵的创伤。如今这些人都已儿孙满堂，但成方街的记忆还是他们聚会时的一个中心话题。
打倒“四人帮”后，六十多岁的王校长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她被教育部任命为中教司巡视员，先后赴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深入调研，对恢复普通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她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走后门”“搞特权”等不正之风。她的三个孙子要念小学，经原女八中教导主任段玉质联系，市重点小学实验二小都同意接收。王校长得知此事大发脾气。她说:“普通家庭一个孩子进实验二小都很困难，我们一家进去三个，这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今后还怎么到学校检查工作？”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改到西城区绒线胡同小学就读。
有一年，王校长到深圳疗养。她让老学生武树志用轮椅推着她逛山姆超市。武树志进超市之后才知道，王校长原来是想买两千个笔记本，两千支签字笔，两千支圆珠笔，准备寄赠东北的贫困儿童。当时，她每月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但她心头记挂的还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青少年一代。
王震将军去世之后，王校长内心无疑是十分悲痛的。但她不赞成送很多花圈、花篮，因为鲜花很贵，又容易凋谢。她认为不如把这些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她更不赞成到新疆建设兵团去筹钱，为王震同志拍电视连续剧，因为兵团目前还有困难，不少职工工资偏低。王震同志去世之后已经出了传记、画册，不必再耗巨资去拍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同志听到王校长的上述表态，深为赞同和感动。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还想再次表达我个人对王校长的感念之情。我是一个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人，三十多年以来，在鲁迅研究的园地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足迹。但是我研究鲁迅的起步之处正是女八中。因为王校长的努力，通过林枫夫人郭明秋的帮助，女八中才从原来位于承恩寺的笃志女中旧校址搬迁到今天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新文化街校址。这里是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所在地，上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执教。院里矗立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正是点燃我鲁迅研究激情的火种。古人说:“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又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像王校长这样的基层领导实在不多，在我的经历之中，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也确有人在。无怪乎有人感叹: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有机遇的人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遇比才能更为重要。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王校长的收容接纳，我还会在寒夜里踟蹰在北京街头，一颗原本火热的心也会冰结在肃杀的寒夜里。我为自己在人生的转折关头能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伯乐而庆幸，我也祈愿类似的机遇能够降临到更多的人身上。 |
 | 相关专题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