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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孙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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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65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的《讲话》,已有无数人发表了无数著作,研究论述其背景、内容、意义、版本、传播和影响。笔者根据27年间的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珍贵、生动的资料,拟换一个角度,记叙这次文艺座谈会的一些细节和花絮。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剌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有三部分人,即中央领导人、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文艺家,其中后者为主。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会议的请柬。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文艺工作归中宣部管理,毛泽东与他联名召开文艺座谈会是顺理成章的。曾有人说凯丰当时是中宣部部长或副部长,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当时中宣部部长是张闻天。1942年1月,经党中央同意,张闻天带领一个陕北农村考察团离开延安,一年多后才返回。张闻天离开延安赴农村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代理部长职务。张闻天回延安后,凯丰仍任中宣部副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会议室不足120平方米

  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主楼3层,左右呈梯形状依次为二层、一层,两翼对称。从高处看像飞机头,所以又称飞机楼。主楼三楼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室,二楼是办公室。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都在此办公;一楼朝阳的西南头是会议室兼中办餐厅,另一头是图书室,中间为工作人员住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时,室内坐得满满的,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前两次都在一楼会议室举行。第三次大会(5月23日),起初还在一楼会议室里,可是听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内容纳不了,就挪到室外的场地上(篮球场)继续进行。毛泽东还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在大楼外合影留念。这块平地南面不远处就是中央大礼堂,当时正在修建,座谈会举行时还能听到砍木砸石的叮咚声。
  
毛泽东与第一次大会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中一阵热。1938年,毛泽东向前线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时,欧阳山尊是4个成员之一。当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为他们的出征命名送行。后来,毛泽东又观看过他们从战区带回的“战地文化资料展览”并题词。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与文艺家们见过面,打过招呼后,毛泽东与朱德、凯丰坐在南墙根的长桌边。会议安排周昆玉等4个速记员坐在长桌的一头。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对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朱德则双目盯着他。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地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这时天色已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便宣布休会,并要大家准备意见,16日上午再来开会,继续大会发言。

  散会后,大家按住地就近编组,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几次讨论。
  
包罗万象的大会发言

  5月16日的文艺座谈会,主要是大会发言。会议仍在中办小会议室举行,凯丰主持,基本上是参加第一次会的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聆听发言。毛泽东面前放了一叠白纸,不时用铅笔记下一些发言。

  萧军似乎前次的“炮”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在第二次大会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提出整风呢?萧军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在中午吃饭时,胡乔木又与萧军坐在一桌,两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

  艾青发言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还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言中,艾青对周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鲁艺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宗派集团,应该解散送前方去。这话立即遭到周扬的反驳。

  作家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磨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朱德越听越气,心想:一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突围生还来延安的新四军作家,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他马上站起来直视吴奚如说:“吴奚如同志,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对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吴奚如没有申辩。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问,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柯仲平讲完后,会场响起一阵掌声。最后,毛泽东冲着柯仲平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都用了《小放牛》这个例子,说明文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

  欧阳山尊是个豪爽的人,发言也简明。他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份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东西更多。人们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身着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真的高高举起了双手。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吴亮平是翻译家,当时担任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编辑部主任。他发言批评萧军时引经据典,书生气十足,不像胡乔木那样鲜明。他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阵后,就有人喊“这里不是课堂,你不要讲课了”。他只好坐下。

  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来到延安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改造,灵魂不干净,在作品中,教学中流露出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他检讨了曾对托尔斯泰的“爱是文艺基础”的盲从,对“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的不适当强调。最后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另外,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艾青的观点。他发言时有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的反省。会后,有人还说他是“带头忏悔”。他讲完后,速记员周昆玉低声对毛泽东说:“他说话快,讲的时间不长,却记下这么多。”毛泽东笑了。

  丁玲的发言令毛泽东喜忧参半。当她对《三八节有感》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笑着点头。她讲的文艺批评现实生活应该防止片面性的观点,主要是依据毛泽东会前与她谈话时所讲的观点。可是,丁玲在发言中也暴露出一些糊涂观念。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此时,毛泽东表情严肃。因为丁玲的观点比较抽象,没有具体指出歌颂的对象是工农兵,暴露的对象是敌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毛泽东在5月23日作结论时,专门讲了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会间午餐和一张纸条

  5月16日的大会整整开了一天。

  中午,与会人员在会议室吃饭。大家就餐时用的是搪瓷碗,比起各单位的粗陶碗来,算是高档餐具了。每人一份菜,有青菜、炒鸡蛋等。毛泽东也与大家一起吃,边吃边聊,还要把自己的那份炒鸡蛋拨给4位做速记的女同志,说她们辛苦了。她们急忙谢绝。

  吃完饭,毛泽东就回去休息了。他还是穿着那身与别人一样的灰色衣服,膝盖处有明显的两块补钉。文艺家们则在山沟里、山坡上随意走走,或是到前面不远处看看正在修建中的中央大礼堂。人们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对会上挨“轰”的同志没有一点疏远和指责,观点有分歧的同志间也没有什么隔阂。

  下午的大会发言快结束时,女作家白朗递上一个纸条,请毛泽东讲讲战争形势。毛泽东看了一下纸条,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们大概是听到了南边又有战斗的消息,胡宗南又在制造麻烦。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把他们消灭,一种可能是他们打进来。打进来怎么样呢?也无非是阿房宫(指中办大楼)我们住不成了,那就暂时让给他们,也算是相好一场嘛!如果他们把这些房子破坏了,那也不要紧,我们打回来再造更好的房子。所以,女同志先不要把养的鸡杀掉(当时延安干部中有的人自己养鸡,吃蛋或吃肉,改善生活),也不要忙着把孩子送老乡抚养。他们打不进来,这我是有调查研究的。即使胡宗南打进来,我们还可以到别的山沟把会开完。大家听后笑了起来。
  
朱德讲话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给文艺座谈会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按照会议安排,这次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

  朱德的讲话旗帜鲜明,一反平时沉稳持重的风格,颇有一些情绪化。他针对前两次会上萧军的发言,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萧军所说的从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观点,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德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问题。他说:“要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你们要写,我可以提供许多感人的材料。”后来,丁玲果然去找他,看了许多战斗电报和军事材料。

一波三折照合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是在5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讲话之后拍摄的。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前两排坐着(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着。

  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话剧演员田方想与领袖挨着坐,就抢先坐在毛泽东左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也急忙抢占了毛泽东右边的马扎。朱德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在大家快排好时,有一辆卡车拉来许多西红柿,人们立即馋涎欲滴。此时,凯丰高声说:“同志们,还等什么,快去吃啊!”人们一拥而上,吃到了平时难得一吃的西红柿。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的目光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这张“废片”。刘白羽那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地定格了。这张照片偶有面世。
  
毛泽东作“结论”

  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先讲了几句风趣的话:同志们,还有要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了,我就作结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在文艺方面我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前两次的会,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接着,他又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讲。

  接下来,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毛泽东讲话的速度虽然不快,但却气势磅礴。那天晚上,每讲到重要的地方,他都用力把手向前推出去,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那天晚上,他那节奏鲜明的话音,在宁静的夜空中清晰地回荡。“结论”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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