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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吴晗的骨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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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双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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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解放前出版的吴晗杂文集《历史的镜子》封面及内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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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日读到一篇名为《朱自清之死的背后》的文章(贵报于3月3日曾转载过)，对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低头的骨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朱先生更加敬佩。从文中可以看出，吴晗与朱自清一样，也很有骨气，他的名文《谈骨气》更是人所共知。能否请专家对此稍作评述？
谢谢。
北京马爱国
2008年3月4日
吴晗同志如果活到今天，按虚岁算，该是100岁了。讲到吴晗，人们大都把他同“文化大革命”及《海瑞罢官》联系起来，和明史专家联系起来。其实，吴晗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事，这里应约谈一谈他的爱国、贫困与骨气。
吴晗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九一八”事变以后，吴晗在“读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没有参加什么学生的救国活动，但是，他的心情异常矛盾。他虽然一心想钻研古书，以便成名成家，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开始坐立不安了。1932年1月，吴晗在给胡适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处在现今的时局里，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听见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宁可不出书，也不改“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随后又转到西南联大。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上夫人袁震有病，生活十分拮据。为解决生活的困难，1941年，吴晗应国立编译馆之约写了一部《明史》，为不耽误出书，吴晗先把写完的前四章的手稿寄了出去。不久书稿被原样退回，里面夹了一个条子:“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元末农民战争中，有几支起义军头上包了一块红布，当时被称为“红军”或“红巾军”。编译馆的有关人员认为，写了“红军”，就有同情今天的“红军”之嫌，所以要求把“红军”改为“民军”。吴晗是个有骨气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他复信表示，宁可此书不出版，也绝不能这样改动。他认为，编译馆所以要他这样改，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的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也都怕了；二是“民军”在当时是地主的武装，专和红军作对，“红军”改成“民军”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了。吴晗宁可不出这部书，也不改这两个字。
“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那时已经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教中国通史课的吴晗，目睹现实，在课堂上讲到“抗战救国”时，总是慷慨激昂地揭露国民党统治者的贪污、专制、不民主，大谈应当全面抗战，不做亡国奴。他的一个学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许寿谔(许师谦)后来回忆道:吴晗讲课时，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和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吴晗那时见人就发牢骚，常说:“大后方真和南京一样，是亡国现象，但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啊！”至于如何挽救，他找不到办法，感到非常苦闷。
有一段时间，袁震严重贫血。学生知道此事后，主动提出给袁震献血，但被吴晗婉言谢绝。他自己却瞒着人经常给袁震输血。历史系的一些学生听说袁震需要住院动手
术，而吴晗没钱，就提出要募捐。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也在历史系任教的吴晗好友邵循正，请他劝吴晗接受学生的心意。邵循正听了，立即要他们赶紧停止。他说，吴晗宁愿借钱、卖书，也绝不肯接受同学们捐助的。后来吴晗知道了这事，对妹妹说:“同学们的好意我知道，但是同学们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这么贫困，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捐款呢！”最后吴晗还是忍痛把仅剩的珍藏多年的书籍，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蔡希陶，为此风趣地书赠一副对联:
书归天禄阁 人在首阳山
吴晗高兴地把它贴在墙上苦中求乐。这副对联把当时吴晗的贫困，写得真实而又形象。
“解聘了，我更自由”
吴晗和昆明的地下党人有了联系，当他知道民主同盟是主张抗日的，就毅然加入了民盟。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争取中国的光明、民主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晗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有一天，一个同乡来见他，转弯抹角谈了半天，最后竟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反蒋，自己却生活这样苦。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何必呢？只要你愿意，到国民党那里，完全可以当个部长或副部长……”话还没说完，吴晗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怒斥道:“国民党祸国殃民，我饿死也不会到他们那里去做官。我反蒋不是为了做官。你走吧！”这个同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原来，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说客。国民党当局见软的一手不灵，又换了硬的一手。1944年暑假时，西南联大原属北大和南开的教师都收到了聘书，只有清华的教师没收到，据说是因为当局强迫学校解聘闻一多、吴晗等几位进步教授。而且特务到处进行恐吓，扬言要暗杀他们，说:“谁搞民主，跟着共产党跑，就得给他们一点利害尝尝。”一天下午，吴晗正要出门陪夫人去医院看病，一个学生走进他家，焦急地说:“解聘和别的谣言，吴先生想来都听到了，同学需要你们，你暂时少出去公开讲演吧！”吴晗瞪大了眼睛，连珠炮似地回答:“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表现出吴晗的傲骨铿锵。后来，由于联大师生们的反对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声援，吴晗、闻一多还是收到了聘书。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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