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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侄儿撰文怀念伯父: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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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怀念敬爱的恩来伯伯

  周 尔 均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迎来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十年前,为了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我爱人邓在军执导了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她请我俩的好友、词作家宋小明创作了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几句: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

  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

  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

  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

  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周总理深深地爱人民,人民也深深地爱他。他对人民的爱有如高山大海、博大无涯,又如涓涓细水、点滴入微。这里所记叙的,是我亲身感受的几件事:

  看似有别实质相同的对后辈的爱

  就在几天前,我们家乡江苏淮安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大姐深情地回忆了一段往事。她说: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淮安,上一次是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她从小因战乱被寄养在上海乡下,爸爸妈妈非常想念她。是总理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她的下落,又特地派人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把她接送到苏北解放区,第一站就是淮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到达张家口与爸爸妈妈一家团聚。聂力大姐流着泪说,如果不是当年周伯伯的关怀,就没有今天的我。

  聂力同志一席话,使在座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湿润了眼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同样得到过周总理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

  在座的我,也深深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同是在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同是在苏北与上海,我与当时素昧平生的聂力大姐,有着一次同样难忘的不同的际遇。

  周总理是我敬爱的伯父。他在兄弟辈中的大排行位于第七,我父亲周恩霔排行十四,是最小的一位。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随七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我和母亲生活困窘,寄居在江苏高邮的外祖父家。1946年抗战胜利时,我初中毕业,没钱升学。这时正好听到,伯伯为国共谈判的事来到南京、上海。我和哥哥便想方设法,从高邮找到了上海思南路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伯伯和伯母曾不止一次地到过我家,看到我俩,他们格外高兴,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当时我还不满14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哥哥一起,直截了当向他俩提出要求:跟随他们去延安干革命。伯伯和伯母亲切地说:你们的志向很好,这件事我们商量一下。期间,伯伯和伯母还专程到我寄居的亲戚家看望。几天后,伯伯和伯母把我俩找去,慎重地说:我们商量了,现在形势不稳定,你俩还是留在上海读书,看看情况再说,以后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伯伯和伯母还给我俩留下了一些钱和衣服。我们当然按照伯伯和伯母的教导办事。就这样,我到1949年6月高中毕业、上海解放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有一次,我同伯伯的义女、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谈起这段往事。维世大姐感慨地说:“爸爸、妈妈对烈士子女、战友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女们,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与战友子女的照料,更加周到。在战争年代那种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与战友子女,大都送到延安与苏联学习,不少人还是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抗战胜利后,你们到上海找到伯伯、伯母,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你们留在了当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聂力同志的亲身遭遇,对这一点再次作了生动的证明。

  人们都知道,周总理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不希望我们依靠任何“关系”与“照顾”。这既是他高度原则性的表现,也寄托着他对我们的热切期望:自强自立,做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最终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聂力大姐与我当初虽然际遇不同,但总理给我们灌注的是同样的爱,是对后辈最深沉、最负责任的爱。

  从细微处见关爱

  我参军后不久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调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伯伯和伯母时时关注着我的成长。五十年代初,为我入党的事伯母几次写信给我,转达伯伯的指示,鼓励我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又亲自给我党组织写信,证明父亲的有关情况。1953年我入党后,伯母在病中立即高兴地给我回信,称这个好消息使他俩“至为兴奋”,嘱咐我: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不骄不馁、付诸实践,“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晚辈的温暖与期待。

  1955年,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我终于来到西花厅,见到了悬念多年的伯伯和伯母。时间过去将近十年,我已是成年人了,而在自己眼中伯伯不仅仅是长辈,还是国家总理,多了一分对他的敬畏。见到伯伯时,我多少显得有些拘谨和紧张,中午吃饭时甚至还咬破了舌头,流了血。伯伯马上让卫士请来大夫给我止血,关心地对我说:“年轻人,以后遇事可要小心点啊。”我和刚调到北京的在军正在恋爱,此前她已经见过伯伯和伯母,这次是一起去西花厅。伯伯勉励我俩:今后要互敬互爱、共同进步。也再次告诫我们,不要把与国家总理的关系掺合到恋爱关系中去,爱情与婚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使我多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临别的时候,伯伯亲自送了我们两件礼物。一件是金属盒子盛放的刮胡刀,并附有几个刀片,看起来还很新,像是伯伯刚用过不久的。伯伯亲手递给我说:“把这个送给你。这些年来没有见面,你也长胡子了。” 顿时,一股热流淌过我的心头;伯伯是管国家大事的人,竟然关心到我刮胡子的事情,他把我当成大人了。另一件礼品,是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伯伯反复叮咛我们:一定要到场,一定要看完。遗憾的是,我们虽然答应了,却没有真往心里去。虽然去体育场参加了开幕式,由于对有些体育项目兴趣不大,又有事要办,便提前退了场。再去西花厅时,伯伯一见面就问我们:“看到毛主席了没有?”我们两人都愣住了:“没有啊!”。伯伯连连叹气:“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伯母赶忙向我们说明,那天运动会毛主席要出席,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到场。由于有纪律要求,你们伯伯不能提前告诉你们,又想让你们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所以才特地嘱咐你们要看到底,不要退场。我们自然后悔不已。从这件小事,我们深深体会到伯伯对毛主席的尊敬,也深深体会到他对晚辈的关爱。

  1957年,伯伯率团访问亚非十一国回来,住在重庆部队招待所,我去看他。还没顾上说话,伯伯嘱咐我先去看望陪他出访的贺龙副总理。他说:“贺老总就在隔壁,他是你们的老司令,快去问声好!”我见贺总时,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也给我谈了这次出访的一些情节。我注意到贺总住的是套间,而伯伯住的是很小的单间。卫士长成元功后来告诉我,招待所只有一个套间,原来是安排伯伯住,伯伯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好,套间让给他。

  晚间,伯伯让我同他一起吃饭。饭桌上,伯伯一个个地检查过问,见随行的乔冠华同志还没有就座,伯伯嘱咐:不要催,等一等。因冠华同志手里有工作,足等了十多分钟,所有人员都到齐了,伯伯才动筷子。由于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伯伯很高兴,同每个人碰了杯,还即席表扬了冠华同志。在我身旁的王政同志,是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他原来是张学良将军的副官长,西安事变时伯伯从延安到西安谈判,往返都是由他护送。“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革命,因历史原因和当时“左”的因素,1955年暂缓给他授衔。在伯伯与他碰杯时,王政同志哽咽流泪说不出话来,伯伯也动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你的情况我了解。”后来由于伯伯的过问,王政同志不久被授予大校军衔。

  唯一的一次“破例”

  伯伯是国家总理,权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对亲属有个严格的规定,凡是公事,不准给他带话和传话。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却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从重庆出差到总后勤部,报送本单位肃清反革命运动情况的材料。开展这个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当我办完公事去西花厅看望伯伯时,他按照习惯问问工作情况,借此做些调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听,很少表态。当伯伯听说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报送“肃反”材料时,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给我说说,你们单位“肃反”查出些什么问题?”我便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里,伯伯皱起了眉头。我说完后,他起身踱到窗前,静静地站了会儿,转过身对我说:“有问题啊!虽然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你们毕竟是部队,又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这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嘛。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让我万分吃惊的是,伯伯接着很明确和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的这个话,你回去向单位领导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伯伯竟然让我给单位领导传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感到既激动,担子又重。原来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的,事情紧急,赶紧乘火车回到重庆。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以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听汇报后高度重视,我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就嘱咐秘书立即通知召开党委会,让我在会上传达总理的话。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按照总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调整,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对干部和群众的关心与保护,终其一生,一以贯之。不同的是,建国初期的政治空气相对要宽松一些,为了避免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当时他可以明确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打破惯例,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而“文革”之中,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伯伯却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权力,巧妙地又极其艰难地进行一切可能进行的工作,以至耗尽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伯伯同我的两次谈话

  195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伯母的机会多了,也更多地得到了他们的教诲。

  伯伯问我:听说你调动工作了,是在哪个单位?我说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伯伯问我,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恰好我因工作需要看过饶正锡同志的履历表,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理解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当时已经改称乌鲁木齐了。我说,迪化已经改名,这件事我知道,我是看到饶部长履历表上写的是迪化市委书记。伯伯点点头,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来不及细想,对伯伯出的这道题,只回答了一半。我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我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伯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回答得不错。接着他主动补充说,“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他问我:你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有歧视性的地名吗?我就边想边回答,伯伯也在一旁帮我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当谈到新疆、西藏、广西等各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情况时,伯伯显得十分高兴,不时喜形于色。

  跟伯伯在一起交谈,他都持这种平等的态度,从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我们晚辈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拘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亲切随和,平等待人。只有一次,我见他为修缮西花厅的事,少有地发了火。

  西花厅是清朝末年的王府,多年没有修缮,地面还是当年铺的砖,很潮湿,不利于伯伯的健康。管理部门早就提出维修一下,伯伯一直不同意。这次秘书乘伯伯外出,抓紧把这件事办了,主要是把砖地换成地板,工程量并不大。但伯伯回来后真动了气,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家,连陈老总去劝也不听。一次,我去钓鱼台见伯伯时,为了缓解他气愤的心情,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伯伯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就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老百姓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的秘书。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恩来伯伯爱人民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他是一座爱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一位小学老师说得好: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树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将与世长存。恩来伯伯的伟大人格力量,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

  (2008年3月3日)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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