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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十个月
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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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奉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具体日期及回来的途径,均没有明确安排,再加上延安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所以当王明的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人们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呢。

  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分庭抗礼

  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他便自作主张,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为了补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在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7月至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可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只得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批驳了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

  王明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王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王明仍持保留意见。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中,王明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不过,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表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信任。毛泽东为此指出:“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由此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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