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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两部关于李自成小说的不解情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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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世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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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它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16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这一历史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启发。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关注、指导和支持了两位作家的两部著名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小说，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李自成为镜
在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他成长，照着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对李自成的关注，使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吸收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毛泽东的话说服了小表弟。
然而，毛泽东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分析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稍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战争思想的层面，还将视野深入到了其失败的更深层面——腐败。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前夕，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重要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关注李健侯与他的《永昌演义》
李健侯，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父亲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米脂在县志局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他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产生了深深的景仰之情，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10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 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书，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60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40回，约34.8万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李健侯虽然把李自成当作一个英雄来称颂，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例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处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生动，故事动人。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胜者为王败者贼”来叹息李自成的命运。
毛泽东看到《永昌演义》书稿后，其兴奋的心情不言自明。毛泽东之所以欣赏《永昌演义》，主要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有关。此小说以李自成起义为内容，这正是毛泽东非常感兴趣的。毛泽东对此曾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在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他非常注意总结和借鉴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其中尤其是李自成起义的经验教训，更是经常提及。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鼎铭。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2000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李鼎铭把此封信转到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解放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虽然李健侯未能按毛泽东的意见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工作（1984年，该书经点注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1910年出生于河南邓县，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29年，他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1938年春，他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差半车麦秸》，引起很大反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任副部长，专事创作。
姚雪垠最早接触李自成的资料是在1941年。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段历史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开始收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阅读了大量的古籍，查阅了各种正史、野史、地方志和明清人的文集，并把搜集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摘抄成2万余张资料卡片，但未着手写作。
上海解放后，姚雪垠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受到很大启发。《李自成》的创作思路和方法，深受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论述的影响，既体现了毛泽东所论述的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姚雪垠曾经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新的艺术生命。解放前我之所以对写《李自成》空有兴趣而未着手写作，不仅因为没有生活保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驾驭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他对历史资料有了重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姚雪垠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般规律”。这无疑是毛泽东关于李自成的论述在文学作品中生动的表述形式。
1957年，姚雪垠开始着手撰写《李自成》，6年后该书第一卷得以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它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再版的2万多册也在许多地方脱销。《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肯定，姚雪垠拿着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邮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当时姚雪垠并无写作五卷本《李自成》的完整计划，毛泽东认为此书仅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姚雪垠也未能例外。当“造反派”逼着他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有一天，造反派闯进他的家，他非常害怕那些写《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被抄去。那样的话，《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那些资料造反派竟然没有动。对此，姚雪垠心中一直迷惑不解。直到1977年王任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才知道毛泽东下指示要对他进行保护的事情。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姚雪垠的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才没有被抄走，他这个“极右”分子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毛泽东的保护，给姚雪垠继续创作提供了条件。
《李自成》的第二卷大部分初稿是1965年以前写的，小部分是1972年以后补写的。初稿全部完成后，他又用一年多时间，对全部第二卷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由于“四人帮”把持文坛，指定了一些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规律”，《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及三至五卷的写作受到严重干扰。
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他还告诉毛泽东，《李自成》“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
此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他同意作者按着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与读者见面。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
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这表明毛泽东非常赞赏姚雪垠的创作思路和《李自成》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当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在《李自成》这部书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前，曾带人到米脂县抄录《永昌演义》，以帮助其创作。因此，无论从创作的指导思想还是从使用的历史资料上看，《李自成》可以看作是《永昌演义》的续篇，只是后者比前者篇幅更大、结构更严密、文笔更流畅、反映的新历史观更直接、更突出。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姚雪垠本人都没有等到《李自成》全部出齐，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李自成》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又经过18个寒暑到1999年初，该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才最后定稿，至此这部320万字的皇皇巨著才得以最终完成。在《李自成》最后两卷即将付梓之际，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以89岁高龄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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