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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护送邓颖超平津脱险记
孟昭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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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初,美国作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他的北平盔甲厂13号寓所里埋首打字机前,夜以继日地赶写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斯诺是一年前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奔赴陕北苏区进行历时4个月深入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回到北平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上报道他的苏区见闻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1937年7月7日夜,斯诺刚刚写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就发生了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进攻的卢沟桥事变。

  7月8日一大早,斯诺迎着北平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驱车赶到永定河边观察采访。此时,据守宛平城和卢沟桥铁路桥东桥头(卢沟桥为石桥,在其北约1000米处有一座平汉铁路的大铁桥)与回龙庙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O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的官兵在营长金振中指挥下,正在跟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展开浴血奋战。斯诺目睹了中国人民拉开八年抗战的帷幕,当时他就断言,卢沟桥抗战将要载入中华民族光辉史册。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侵略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人士还没敢公然侵犯。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欧美人士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免遭日军捕杀,这些人为免遭厄难,也纷纷前来找斯诺寻求帮助。这样,斯诺的寓所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将他们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帮助他们逃出北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投奔延安,有的到山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7年8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居住在北平城郊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的夫人张晓梅女士托人送来的请柬,请他于次日中午务必去她家赴宴。斯诺知道徐冰教授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其夫人张晓梅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去年赴陕北苏区采访的介绍信就是徐冰让张晓梅转交给他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若没有重要的事情晤谈,他们是不会有这般闲情逸致举办什么家庭宴会的。于是,斯诺按约定的时间赶到徐冰教授家。在徐教授家的客厅里,斯诺看见一位身穿蓝色绸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镜的气质高雅的女士端坐在沙发上。女主人张晓梅向斯诺介绍道:“这位是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斯诺对这个姓名很陌生,但见这位显然已化了装的太太的举止神态有些眼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吧?”李知凡太太爽朗笑道,说着便摘下墨镜。

  “嗨!原来是邓颖超女士。”斯诺万万没有料到,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的夫人竟会出现在沦陷了的古都北平,惊诧得连连说:“真没想到!真没有想到!”

  

  一年前,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笔者)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是他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领袖。斯诺不失时机地向身穿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军军帽,长着浓密胡子的既睿智干练又和蔼可亲的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恩来为此与斯诺作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采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在苏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给你提供一切帮助。”接着,周恩来提笔,替斯诺开列一个为时92天的采访旅程(计划)。周恩来很真诚地对斯诺说:“这仅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这么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拍电报,报告斯诺已到苏区的有关情况。因为他要赶赴前线处理事情,便向身边的李克农交待,给斯诺先生配备一匹马和一名勤务兵,在斯诺先生所要去的地方,一定得通知当地的最高负责人予以热情接待,安排好他们一行的食宿。

  斯诺就是骑着周恩来给他配备的那匹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城访问毛泽东的。在中共中央的欢迎会上,斯诺见到出席欢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委员并和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四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笔者)热烈交谈。斯诺俏皮地对“四老”说,他是孙悟空,是穿山甲,穿破了国民党的铜墙铁壁才来到苏区的。政治局的同志告诉斯诺,毛主席因彻夜工作,现在正在休息,毛主席说改日请他到他住的窑洞里详谈。也是在这次欢迎会上,斯诺认识了周恩来夫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红军女战士邓颖超的。那天,邓颖超亲自出场领唱《渔光曲》,以示对这位远方客人的欢迎。

  

  长征到陕北后,本来身体就很瘦弱的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兼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因工作紧张而导致肺结核病复发。当时,陕北苏区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饮食条件又差,弄得邓颖超天天发烧、咳嗽。随同斯诺一起到苏区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大夫,为邓颖超仔细地检查了病情,临时采取了一个土办法,让她每天在院子里支一张行军床,躺在上面接受两个小时的日光浴。邓颖超按照马海德的建议,每天躺在床上沐浴阳光,辅之药物治疗,几个月坚持下来,结果体温降了下来,初步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

  邓颖超告诉斯诺,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她到外地疗养,由地下交通员将她护送到北平,住进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为避人耳目,化名“李知凡太太”。在这里,她得到较好的饮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药物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可自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常派兵借搜查抗日分子为由进行骚扰和捣乱,闹得平民疗养院里整日鸡犬不宁。

  “你现在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日本人……”斯诺不无担忧地说。

  “是的,我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说到这里,邓颖超显得为难的样子,“想请先生将我送到天津,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他认为帮助中国革命者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邓女士还是他十分景仰的周恩来夫人。

  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对稍有怀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邓颖超这样的人物一旦被汉奸认出,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斯诺说:“此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洋人尚不敢冒犯,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我看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

  

  斯诺当即把邓颖超由徐冰家接到他自己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去前门火车站预购下午的火车票。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逃难的人群,卧铺、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难求。斯诺用手指搔搔头皮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正在这个时候,见一个挂着军刀的日军少尉向他走来,看他那个架势,可能是负责火车站警备任务的日军小队长。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本能,斯诺迎上去用英语跟那个日军少尉搭讪。起先,日军少尉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斯诺不予理睬。斯诺知道,凡日本嗜好抽烟的人都很痛恨政府对烟草的管制,便掏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并抽出一枝递给那个日军少尉,日军少尉立马变得友好起来。日军少尉贪婪地吸着斯诺敬上的香烟,朝斯诺点头微笑,并伸出大拇指怪声怪调地说:“米(美)国的烟,大大的好!”

  斯诺干脆将那盒香烟全塞到日军少尉的手里,日军少尉又竖起大拇指“米(美)国朋友,顶好、顶好的!”

  斯诺觉得求他帮忙的时机到了,便对他说:“我是美国记者,要到天津去采访,请太君帮我买两张今天去天津的火车票。”

  “好的,不成问题的!”日军少尉手一招,来了一个挂着中士领章的日本兵,便吩咐中士将斯诺领到售票处并售给他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

  出乎斯诺的意料,竟这么顺当的搞到了火车票。

  午饭之后,斯诺和邓颖超分乘两辆黄包车向前门火车站而去。平日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斯诺,今日西装革履,头顶礼帽,打扮得衣冠楚楚。下车后,故意摆出一幅气宇轩昂的派头走在前面。邓颖超则装扮成女佣的模样,提着一个草编行李袋紧跟在斯诺的身后。

  火车站进口,日军岗哨林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旅客。斯诺大摇大摆地走进检票口,日军没有拦他,而跟在他后面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日本兵还要盘查,斯诺赶忙回转身子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女佣,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只好放行。

  斯诺和邓颖超一起登上列车,只见一节节车厢里全挤满了愁眉苦脸、闷不作声的难民。斯诺好不容易才在一节车厢的一个旯旮里找到一个位置,让邓颖超挤坐上去,自己则在她旁边找了一个立足点,将行李包作为坐凳,坐在上面直喘粗气。车厢内数不清的头颅、胳臂和大腿立刻淹没了邓颖超的身影,通道上拥挤得一点缝隙都没有了,人们休想挪动一下身子。斯诺觉得,这样对邓颖超可能更安全,因为日本兵不可能在这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来回走动,逐个盘查旅客。虽然憋闷,气味难闻,好在平津这段路程不远,只要忍受两个小时的洋罪就可以抵达天津站。哪知,在闷热难耐中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后,火车才鸣叫着悲怆的汽笛声,缓缓地驶离北平。

  

  火车抵达天津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斯诺将邓颖超领出车厢,来到站口。虽有日本兵挨个儿盘查着出站的旅客,但由于斯诺的巧妙应对,邓颖超得以顺利出站。然后,斯诺将她送到英法租界区并找到他的好朋友,合众社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也同样十分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他热情洋溢地要安排邓颖超在他家过夜。

  因邓颖超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天津就读小学和师范,后又在天津任小学教员,她是从天津开始投身革命运动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邓颖超与周恩来、刘清扬、马骏、郭隆真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组织觉悟社,是天津最早的那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是闻名遐迩的青年女革命家。天津各界皆有认得她的人,而在这些人当中不乏有卖国媚敌的汉奸,以她这样的身份,现在在天津连一天都不能呆。爱泼斯坦欣然接受邓颖超的请求,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轮船由天津去山东烟台。

  在天津港,斯诺亲自送邓颖超上了轮船。临别时,邓颖超饱含热泪地对斯诺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你也快点离开北平吧,在那里呆久了不安全。”

  “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再去陕北的。你见到我妻子海伦时,请你告诉她。”此时,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正在延安采访。

  黎明前,斯诺站在码头上不断地向邓颖超挥手,直到轮船驶入茫茫的大海。

  轮船到了烟台,爱泼斯坦又由陆路将邓颖超送到济南,然后设法搞到赴西安的火车票,一直将邓颖超平安地护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邓颖超很快便回到了中共首府——陕北延安。

  

  1938年7月在汉口,斯诺会见周恩来时便又和邓颖超重逢。周恩来一再向斯诺表示感谢,并设家宴招待斯诺,夫妇俩还与斯诺合影留念。

  当时,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十分担心,便向周恩来请教对于这场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便把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文章的记录翻印稿送给斯诺。

  斯诺连夜阅读了《论持久战》。毛泽东对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的精辟分析,对“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驳,对抗日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科学预见,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光明前景。

  1941年,斯诺回到了美国。他没料到,这一别,竟使他与中国隔绝了二十年。经过斯诺长期顽强的斗争,直到1960年才终于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得以重访中国,实现他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夫妇欢聚于北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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