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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父亲宋时轮
宋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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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父亲宋时轮诞生100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虽然父亲1991年9月17日就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一心为民、一心干革命的忘我工作精神,他那一个个熟悉而亲切的工作、生活片断,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永远鼓舞、教育和激励着我。

  “你可不能忘了朱总司令的恩情啊”

  20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去观看跳伞表演。那天阳光明媚,彩旗缤纷。朱德也去了,他穿着军装,显得十分威武。父亲上前同他握手,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女儿,是你的奶牛养大的呀!”朱德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长得很好,很可爱嘛!”并留我在他身边观看表演。我幸福地依偎在他身边。有一位记者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后来听说登在《解放军画报》上了,可惜我没有看到。

  父亲为什么说我是朱德的奶牛养大的呢?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1944年12月,我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当时生活较艰苦,母亲没有多少奶水,我很快得了软骨病,半死不活的。朱德知道后,立刻将组织分配给他的一头老奶牛让给了我们。陈赓的儿子陈知健和我差不多大,也没奶吃,于是我和他共用老奶牛的奶。有趣的是,父亲的马夫偏向我,每次挤完奶后,牛奶要是不够,他就给陈知健的牛奶里掺点水,而给我的却是纯牛奶。后来,他的“小动作”被发现了,受到我父亲好一顿批评。有了牛奶喝,我的软骨病渐渐也就好了。所以我懂事以后,父母常给我讲这件事,并一再嘱咐我说:“你可不能忘了朱总司令的恩情啊!”

  关心战士,大规模“送瘟神”

  父亲率领第九兵团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后,随即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国民党曾说:“共产党管不好上海,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事实上,解放军进城后,通过清除匪特、控制上海流氓帮会组织、打击奸商等,很快使上海秩序得到恢复。正如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描绘的那样,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能解放上海,而且能管好上海,不愧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军。

  1949年7月下旬,第九兵团奉命解除上海市的警备任务,移往郊区,做解放台湾的准备。部队在进行水上练兵时,发现许多战士染上了血吸虫病。父亲深知血吸虫病的危害,果断报告上级。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华东军区、上海市委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市各医院的专家、医生、护士紧急组成医疗队,下部队为战士检查治疗,部队瞬间变成“医院”,经过一二个月的治疗,患病的战士大都恢复健康。

  1949年9月,上海市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父亲被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1月至7月,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上海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使上海大批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恢复了健康。

  无私奉献,精心育桃李

  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第九兵团奉命北上,准备抗美援朝。正在这时,在老家的姐姐宋兰英来到上海。父亲见到她后,毫不犹豫地动员她参军,去抗美援朝。可惜她在东北坐汽车时不幸因车祸受伤,结果没去成朝鲜。父亲率第九兵团去朝鲜东线,参加第二次战役,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首创歼敌一个编制团的战例,打出了国威、军威。

  从朝鲜回国后,父亲被任命为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父亲工作起来还像战争年代那样没日没夜的。常常我进入梦乡了,他还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工作;清晨我刚醒,他早没人影了。

  有一次,我问父亲:“没到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了?”父亲说:“去检查学员出操、内务和教员、干部出勤情况。”我对父亲说:“有人反映你要求太严了,大家都怕你。”父亲却严肃地说:“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才能打硬仗。”

  他操劳得头发过早地白了,但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骨干。许多当年曾在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上过学的人非常怀念那段军校生活,认为在那里不仅学到了不少先进的军事知识,而且真正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继承了我党、我军优良的革命传统。父亲这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更加敬重他。

  廉洁奉公,关心群众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一直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解放后,无论在哪里工作,他都是住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房子里。房子坏了就找人翻修一下,家具旧了舍不得丢掉,办公桌上玻璃坏了自己掏钱换新的。

  父亲从不讲究穿戴,内衣破了补补再穿。但他很重感情。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办公事还是办私事,父亲总是热情地留他们吃饭,但从不用公款招待。公家要给他报销一部分,他不肯,说:“谁请客,谁花钱,不能揩公家油,这是一条规矩,我不能带头破坏,现在社会上用公款请客送礼之风盛行,我们共产党人应坚决制止。”连写文章得的稿费他也要交公,说文章被修改了不少,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稿费也不能一个人得。战友从外地给他寄来1公斤冬虫夏草,他让秘书去药店了解冬虫夏草的价格,寄钱给战友,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去外地搞调查研究,视察工作,部队热情招待。但菜上多了,他就不高兴,问当地领导:“这顿饭是你请客吗?”那位领导赶紧不让上菜了,过后父亲对那位领导说:“你们这样做不得啊!这不是在吃战士们生产的东西吗?我们一走,战士会骂娘的,你们想了没有?”这话很快传到其他部队,以后父亲再到其他部队时,就没有搞宴请的了。

  父亲很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解放后,工作人员一直和家里人一起吃饭。1958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大家都不够吃,甚至吃树叶。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吃得多,我们家的粮食也不够吃,他们都不好意思吃。父亲说:“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吃饱些,不够再想办法。”说完就把吃的往他们碗里夹。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一家人同工作人员一起在门口空地种菜。菜吃完了,大家就把胡萝卜叶子和着玉米面一起蒸,不够再挖些野菜加进去。尽管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司机肖焕荣家里有3个孩子,生活有困难,母亲每月给他20元,有好吃的就让他带回家一些,肖焕荣心里热乎乎的;肖焕荣走后,司机换成了王顺昌。王顺昌家在农村,生活条件较差,父母就亲自张罗在我们家给他操办婚事;警卫员于百川没有文化,父亲就送他去部队学校学习……

  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

  父亲对子女在政治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有空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指着地图给我们讲国内国外形势,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尤其要求我们学好《矛盾论》、《实践论》,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积极上进,而且经常告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身上有十几处枪伤,根本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父亲说:“过去因闹革命被学校开除,没能上大学,现在条件好了,要珍惜幸福时光好好念书。”他学识渊博,说话风趣,我们都很愿意聆听他的教诲。

  伯父的3个孩子先后来我家,分别改名叫宋志军、宋志真、宋易人。虽只是抚养关系,但父亲对他们的要求也相当严格。有一次,宋志真放学回来,说周六校门口有很多小汽车等着接孩子,言外之意希望父亲也能派车去接他。父亲听后生气地说:“汽车是因工作需要,国家分配给我们的,你们没有资格坐,这是不正之风。”父亲要求我们不要做特殊的公民,政治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和工农子弟交朋友,更不准“走后门”。

  兰英姐的大儿子在部队当兵,表现较好,准备提干。当部队领导知道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时,要他走我父亲的“后门”,给部队弄部当时很少有的彩色电视机。父亲拒绝了。结果兰英姐的大儿子不仅没有提干,而且还在不久后复员了。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们都老老实实地做着普通劳动者,不搞特殊化。长期以来,许多同事不知道我是高干子女。

  难忘的社会实践课

  父亲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伟大的,要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平时要求我们不准挑食,饭菜要吃干净。有一次我吃饱了,碗里剩了几口饭和一二块肥肉。父亲看见后火了,让我吃掉。当时我还小,哭哭啼啼就是不吃,父亲就给我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不要浪费粮食,在父亲的威逼下,我磨蹭了半天,最后才不得不吃下剩饭、剩菜。

  父亲很注意言传身教。家门口有一块荒地,地里有很多石头。他带领全家, 一有空就去清除石头。地开垦出来后,父亲就带领我们在地里种菜、栽果树,让我们享受劳动的快乐。1962年暑假,我随家里人一起去黄山度假。到黄山后,父亲却要我和他的侄子宋志真去黄山附近的农村搞社会调查,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头一次到山区农村,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太阳刚一映红山顶,我们就起床了。喝完菜面糊糊粥,我们就和农民一起在各自的竹篓里放一竹筒茶水和一块饼、几块咸菜,拿着镰刀、锄头,翻过一个山梁去山腰玉米地里锄草。一路上,空气是那样清新,山谷是那样幽静,令人心旷神怡,美妙极了。虽然我们爬山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然而心里却痛快极了。到了地头,我们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就开始干活。中午,我们和农民一样找两根小树杈做筷子,夹着饼就咸菜吃。太阳落山时,我们和农民一起收工回家,沿途还要割点羊草放在竹篓里。晚饭喝完菜糊糊,我们就去做社会调查。几天下来,累得我们腰酸腿痛,使我们对农民的艰辛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约二周后,我们回到父母身边。父亲让我们向他汇报,谈体会。之后,教育我们要了解社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生活水平不能脱离群众……

  父亲要求我们上的这堂难忘的、生动的社会实践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耿耿丹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三反分子”,待遇从大军区副职降为团职,被造反派管制,强迫劳动改造,不断受到批斗,甚至还在军事科学院里游斗。

  有段时间,我在家里给父亲做饭吃。父亲说:“我这个‘三反分子’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国民党反动派的,难道我反错了吗?!”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由群众组织说了算,把那么多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同志打成反革命,父亲感到十分难过和困惑。但是,父亲仍然对我说:“我跟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你如果受到责难,可以这样表态:如果我父亲是三反分子,我就同他划清界线;如果不是,工作中总有缺点错误,欢迎群众批评。”我照他的话去做了。

  父亲对林彪、江青的一套是看不惯的,说了解他们的过去。他说:“在井冈山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不就是林彪吗?”我问他:“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吗?”父亲鄙夷地说:“马屁精!形而上学。”叶群专程来我家,对父亲说:“林彪想见你,要你去说说话。”父亲找借口婉言谢绝了。王洪文曾在第九兵团当过兵,让秘书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想来看看老首长。父亲推说身体不好没有答应。无论哪个单位来调查谁的情况,父亲都实事求是地写证明材料,保护战友和部下过关。无论政治风云如何险恶,他都泰然处之,坚信党和群众,坚信真理终究要战胜邪恶。

  我母亲郑继斯不幸患上肺癌,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可以经常去照看她。但父亲就只能经造反派的批准,偶尔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母亲。1967年12月27日凌晨1点,母亲病故。父亲没有得到造反派批准,无法赶往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只有我一人难过地看着母亲痛苦地悄然离去,母亲始终张着口眼不肯闭上。父母都是很正直的人,两人感情很好,互敬互爱,从不吵嘴。父亲脾气再大,在家里也总是听从母亲的劝说,有什么事都与母亲商量,听听她的意见。失去了革命的伴侣,知心话无人说了,父亲十分伤心,母亲病故后,父亲在卧室里挂满了母亲的照片,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1970年,我与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分配到门头沟山区教书,宋志真被分配到低压电器厂当技术工人,宋易人被分配到南口机械厂当厨师。都是普通劳动者。

  1972年,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领导军事科学院的拔乱反正工作中。父亲与粟裕等其他领导一起积极肃清林彪流毒,坚决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周恩来亲自主持加快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四人帮”对此百般阻挠,借口“这些人出来后,没地方安排”。父亲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就尽可能将他熟悉的老同志要到军科工作,过渡一下,待以后再帮他们调到新的岗位。他光政委就送走了四个,如廖汉生等,被大家戏称为“宋(送)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文革”中夫妻俩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子女流落街头,父亲对此深感悲愤,再三嘱咐老部下粟亚,利用家在上海之便,常去看看陶勇的两个孩子,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尽力帮他们解决。陈毅去世后,“四人帮”继续迫害他的夫人张茜及子女,父亲根据叶帅的示意,将张茜安排到军科外军部任副部长,其大儿子陈昊苏安排在战史部当研究员。当时张茜身患癌症,父亲多方请专家为她治病,常去医院看望慰问她,并将她家安排在我家隔壁。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父亲多次去叶剑英处反映情况,提供建议,参与议谋。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举国欢庆。父亲与一些老战友在家老泪纵横,喝了好几瓶茅台欢庆胜利。

  在粉碎“四人帮”和批判“两个凡是”之后,又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错误,父亲开展了一系列的纠错工作。他利用到中央党校讲课的机会,宣传毛泽东思想;他组织军事科学院编写《毛泽东军事文集》等著作,并亲自撰写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等专著。

  父亲关注国家的安危。1980年,他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后,又连续写了《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作战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今后反侵略作战的一般战法的问题》、《关于我国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等,深入探讨了未来国防的战略战术问题。

  1985年,父亲退居二线,仍任中顾委常务委员,还继续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和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工作,继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著书立说,发挥余热。

  父亲生前接受记者采访从不谈个人功绩。组织上要求他写自传,他说:“组织上都有了解,无需自我表彰、树碑立传,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为纪念父亲诞生100周年,我不禁赋诗一首:

  黄埔从戎初请缨,

  风云叱咤鬼神惊。

  南征北战驱顽敌,

  武略文韬任纵横。

  总高步校桃李盛,

  军事科研硕果丰。

  忠魂已逝恸天雨,

  伟业长存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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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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