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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分局重要领导人方方蒙冤始末
宋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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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南和广东的革命和建设史上,方方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抗战时期曾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州解放后,方方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在1952年,广东却突然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土改右倾”、反“地方主义”斗争,许多党政领导都成为批判对象,其中以方方为批判核心。由于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直到方方去世20年后的1994年4月,方方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华南分局和中南局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这两次改组,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

  建国初期,中共广东各级组织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各阶层群众,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整顿金融、肃清敌特、维护治安、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等任务。从1950年至1953年,广东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并大力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

  广东是侨乡,侨眷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当时广东籍华侨有近70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70%。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5%,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十分重要,处理得好与否,将会对国内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建国前夕,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

  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华南分局认为,广东具有毗邻港澳、华侨人口众多、城镇工商业比较发达、爱国民主人士较多、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桑基鱼塘)较多等特点,在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形势下进行土改,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在土改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华侨土地问题、维护城镇工商业正常经营等问题。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开展广东土改工作时,方方认真调查研究广东具体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拟订具体政策措施。方方协助叶剑英制订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沙田处理办法》等,经政府会议通过施行。

  1950年10月8日,方方在《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由于广东解放较晚,距离老解放区较远,群众和干部都还没有土地改革的斗争经验,各地区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处在国防最前线,接近匪特活动中心的港澳,因此,对于土地改革的工作采取稳步前进方针。”他又说:“广东土地改革中,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而必须适当地解决的问题。”方方在报告中阐明了对这些特殊土地问题所应采取的具体政策。

  1951年3月3日,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对三县的土改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三县的土地改革,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改革中没有侵犯工商业,没有侵犯中农,没有乱杀,保存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消了房界地界矛盾(这是当时衡量广东农村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全省的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与此同时,方方也实事求是指出了三县土改中存在的缺点:如群众发动得不充分,不巩固;基层整顿不够;对敌人打击不够狠,不彻底。历史表明:方方的这一估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三县土改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方方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方方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敢于实践,敢于负责,而且善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工作,使工作取得新的发展。例如,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华南一些游击区也过早实行分田废债,以致脱离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后来,中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停止新区土改的指示,方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使华南地区的群众斗争走上正确的轨道,获得更大的发展。

  广东全面土改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夏天已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铺开。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却和华南分局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年1月和4月,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土改工作做得不好

  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华南局和中南局的分歧日益严重。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中南局。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1951年4月,中南局将中共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在4月的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广东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评,三县经验被否定,意味着广东土改足足耽误了半年。

  此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广东风起潮涌,全省4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追挖,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

  在1952年1月的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叶剑英、方方等领导同志意识到广东土改问题的偏差,“上级多头多脑,中间昏头昏脑,下级无头无脑”,必须尽快进行纠偏。在叶剑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几天时间来纠偏,情况有所缓和。然而到了7月1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却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个星期后,再发一篇社论《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锋芒直指叶剑英和方方。社论以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口吻,把广东土改的问题,归结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中南局邓子恢、李雪峰认为是“好得很”,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则显然是“糟得很”的代言人。社论严词质问:“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论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两篇社论发表前均未征求过叶剑英意见,让叶剑英很生气:“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1951年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781名干部,占参加整队人数10%强。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针对华南分局和中南局的分歧,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扩大化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论决定的。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

  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952年6月29日到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叶剑英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

  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上半年,我去广东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的倾向。叶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本地工作,不可避免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但是不久,在华南分局还是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评和斗争,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检查。方方由第三书记改任第五书记。1953年,他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只任分局交通部长。”

  1957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省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后来又按照中央的部署,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属错划的共3.6万多人。在整风运动开展前后,部分党员干部对广东土改运动中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提出意见,要求对所受的批判处分作重新处理。省委领导认为,这是地方主义思想的重新滋长,决定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省各地、市、县也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不恰当的批判和处分,产生了严重后果。

  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过程充满坎坷

  1955年,方方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和全国侨联副主任等职,协助何香凝、廖承志负责全国华侨事务工作。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动乱期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五年。

  1966年6月底,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中侨委的大院里贴了许多方方的大字报,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立即以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身份,向政治部工作组做出指示,说方方主要是在广东工作时对组织上的处理有意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能保就保。”方方此时身处逆境,心情沉重,廖承志便安慰说:“你的问题研究过了,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并示意方方写检查,以便过关。检查写好后,廖承志与外事办政治部主任王屏商量,由王屏在群众大会上表扬说,方方的检查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同年7月,廖承志向陈毅汇报说,方方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月,廖承志不顾“造反派”的叫嚣,安排方方担任接侨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在印尼排华驱侨后,中国设立了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并安排方方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外华侨国庆宴会,同时指示要让方方的名字见报,以对“造反派”炮打方方的卑劣行径进行反击。到了11月,方方所受的冲击越来越大,廖承志针锋相对,在会上严词警告某些“造反派”的头目:“你们不要耍小动作,不要挑动副主任斗副主任,挑动司长斗司长!”并在讲话中称方方是“老同志”、“老朋友”,继续叫他抓业务。直到同年12月25日,“四人帮”下令方方“停职反省”后的第三天,廖承志在会上仍然亲切地称方方为同志,当有人对此称呼表示异议时,廖承志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说:“方方在未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同志!”这在那人妖颠倒、血雨腥风的岁月,不愧为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不仅体现了廖承志的高贵品德和人格魅力,同时也体现了方方与廖承志之间难得的真情。廖承志竭力保护方方的言行,也是导致后来“四人帮”煽动的“油炸廖承志”的原因之一。1971年9月21日,方方含冤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方方在“文革”中所受冤屈平反昭雪。

  1989年,方方的夫人苏惠就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向中央提出申诉。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支持方方的夫人苏惠申诉,并亲自为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方方文集》写序。薄一波在序言中说:“在今天看来,就某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正常地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当时简单化地上那么高的纲,尤其后来广东省委结合反右斗争,又把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扩大到各级组织中去,批评、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则更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对当时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平反。此事虽早已时过境迁,但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当时受委屈的方方同志说句公道话。”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历经15年的反复,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蒙在方方头上的不白之冤也才算得到彻底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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