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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交融的大家――龚育之印象
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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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育之走了。在国人眼里,“龚育之”是与“伟人理论”、“中共党史”、“科技哲学”相关联的代名词。几年前采访他时,记者不免有些畏怯,担心“对付”不了这位博学多才的大学者,提醒自己可别提问不到位而闹笑话。没想到接触后,才发现他是那样的谦逊、和蔼、可亲、可敬,同时也感受到他的严谨、正直、宽厚、渊博。似乎,龚部长、龚校长、龚主任、龚老之类常用的称谓已不适用,“龚老师”才是心底最真的称呼……

  为记者详说开国的历史细节

  在描写开国盛事的一些纪实文学、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常常有这样一句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然而,党史专家龚育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的叙说,在历史的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

  龚育之认真地对记者自问自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的?准确地说,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的。

  沉思片刻,龚育之接着解释:在时间上,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国人所铭记,也就是说在这篇开幕词中毛泽东已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9月29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就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9月30日通过的会议《宣言》郑重地写道:“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在这一天的闭幕式上,朱德致闭幕词,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1日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龚育之强调,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龚育之说,按开国大典的程序,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升国旗,同时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然后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业已集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那样两句话,就历史细节来说,当然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就历史实质来说呢,这种描写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事的几个情节艺术地凝缩到一个场景上来了。”

  龚育之认为,除了时间和场合的细节以外,还有一个细节的出入,就是语言的细节――毛主席说“站起来了”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说的“中国人民”。

  原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的原话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原本没有标题的开幕词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中,这一篇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的,也用了这样的标题。

  这样做标题,准确不准确?龚育之坦言,不够准确,因为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当然也对,但原话的说法有它更深更广的含义,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这在开幕词的另一句原话中得到印证,那句原话是:“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据了解,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入了这篇开幕词,新拟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代替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所拟的那个标题。

  新中国的奠基者在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新中国不实行联邦制。那么,这个战略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呢?龚育之介绍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纲领。这部建国纲领的一个重大贡献、重大创造,就是确定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多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

  龚育之说,这个决策来之不易、真正的来之不易啊。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前的宣传纲领,是提出过建立“联邦”的。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也是这样说的。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的‘我们的一般纲领’里,仍然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七大通过的党章当然也是提的联邦。甚至1947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是提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华联邦’。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通行版本里,这些提法没有了,是后来才删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这个立即要付诸实施的行动纲领的时候,做出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统一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个决策,不能不说是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重大前进。”

  龚育之说,长期主持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在谈到当年决策的情况时说: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向李维汉征求意见,李维汉提出了不要搞联邦的意见。主持《共同纲领》起草并亲自写出初稿的周恩来,也讲过是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已到达北平的几百名政协代表作题为《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这个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作用。

  曾面对面聆听毛泽东纵谈哲学

  在中国理论界,不知道龚育之的人大概很少,但知道他的红色家庭背景的人大概不多。1929年曾与邓小平一道秘密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央特科人员龚饮冰,就是龚育之的父亲。

  龚饮冰,湖南长沙人,1896年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的公开身份为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曾与谢觉哉等在湖南办过《湖南民报》,一度任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秘书。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龚饮冰劫后余生,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杨尚昆在一次会上曾深情地提到,当年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有个无名英雄,叫龚饮冰”。从1927年任中央主管会计开始,龚饮冰从事了长达20余年的地下秘密工作。1929年龚饮冰曾多次秘密往返于广西与上海之间,出色完成了请示和传达工作的重任,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受到邓小平的器重。电影《百色起义》中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史实。

  龚饮冰的夫人黄者寿,是辛亥革命时秦州起义领导人黄钺的女儿。她跟随丈夫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又转入地下“住机关”。丈夫赴广西,怀孕的妻子回到湖南老家等待分娩。百色起义后半个月,1929年12月26日,黄者寿在湖南湘潭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龚育之。

  抗战期间和中学时代的龚育之,寄居在湖南姨母家中,并不知奔波在外的父亲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政治身份。当年为了隐蔽,龚饮冰曾故意加入佛教当居士,还照过一张身披袈裟的照片,以掩人耳目。抗战初到太平洋战争初期,龚饮冰曾负责过上海三处秘密电台与延安的通讯联络工作,其中之一即为后来献身革命的李白所负责的电台。抗战胜利后,龚饮冰以私营建业银行总经理的公开身份从重庆回到上海,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刘少文、刘长胜经常到他家商谈工作。龚育之中学毕业后,从湖南到上海父亲那里住了半年多。了解到儿子的政治倾向后,父亲才向儿子暗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龚饮冰旋即被党中央召回西柏坡,准备接收大城市。上海解放,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初,龚饮冰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党外人士黄炎培),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毛泽东知道龚饮冰在地下工作中曾当过居士的有关情况,建国后就笑称龚饮冰为“和尚部长”。

  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龚育之也在座。在场的人向毛泽东介绍龚育之时说:“他父亲就是龚饮冰。”毛泽东说:“哦,就是那位‘和尚部长’!”问到名字怎么写,龚育之说:“教育的育,之乎者也的之。”毛泽东说:“哦,你是搞之乎者也的。”龚育之说:“不是,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毛泽东还说:“我认识你的母亲,当年她在广州很活跃。”龚育之听后解释说:“主席,那是我的继母王一知,我的生母是黄者寿,没有去过广东。”

  当时,在于光远、龚育之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译出了日本的坂田昌一教授的一篇文章,称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极感兴趣,认为这是“一分为二”观的物理学注脚。

  北戴河的这次会见,毛泽东纵谈哲学,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从阶级斗争,谈到一分为二,从坂田昌一的文章,谈到自然科学家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又谈到自然发展史,谈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谈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谈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

  龚育之听得认真,不停地记录,这是他的习惯,可他不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当场听他讲话作笔记的。毛泽东看到龚育之在记录,并没有制止。就这样,毛泽东的这次重要谈话竟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听主席(毛泽东)谈,这是唯一的一次。”

  龚育之回忆说,当然,在1949年“七一”先农坛集会上就远远见过,开国大典上也远远见过,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还听过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但是面对面地听毛泽东谈话,这是唯一的一次。

  古稀之年学会用电脑告别“爬格子”

  1980年,龚育之已是“副部长”级的职务,但仍长期住在局促而简陋的房子里,来过他家的同志都表示惊讶,极熟的朋友则笑他“书生气”,不会为自己“弄房子”。1989年年末,有关部门通知他可搬到宽敞的万寿路新居。得悉这消息后,老朋友郑惠特赋七律一首贺龚育之乔迁之喜:“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龙离旧泽深藏尾,鹊换新巢巧唱歌。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龚育之说,前六句都是打油调侃,最后两句的确是感动了自己。

  1999年3月,古稀之年的龚育之在“超期服役”十年之后,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批准,同意他辞去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的行政职务。龚育之说:“我现在虽然已退下来了,但我会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一点东西。”

  数十年来,龚育之笔耕不辍,著述等身。《龚育之文存》集百数十万言于三卷,是他人生追求和成长道路轨迹的折射。他在知识的海洋里广为涉猎,博闻强记;在科学的群山中不断攀登,终于成为多个学科的大家。在当今学界,像他这样既学过自然科学,又研究社会科学;既从事政治宣传,又从事学术研究;既擅长理论思维,又擅长历史思维的学者,太少了,因而为莘莘学子所仰慕。《文存》是龚育之长期从事的两大领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领域;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论,即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结合的领域――研究成果的展现。

  作为学者,龚育之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客观真理负责,对历史负责。作为党员,他心甘情愿地为坚持和维护人民利益而为党所用,依照科学和民主的原则为党所用。毁誉皆因他所选择的人生路是一道难解的题:科学的理论研究需要独立思考、自由探讨,作为党员又要遵守党的决议、宣传党的决议。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对于龚育之,对所有具有双重身份的人都是一道非常现实的难题。

  在过去“左”倾错误支配的年代,在这道难题面前,曾出现过许多悲剧,很多人留下了痛苦的教训:错误的东西被写进了党的决议,理论界跟着做许多宣传和“论证”。这种教训人们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但有些人却由此而对宣传和阐发党的决议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我认为,正确的办法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保持科学态度。”龚育之亮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党的决议,应该既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决议的形成,应该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决议的贯彻,仍然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思想原则。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理论工作者保持科学态度、摒弃非科学态度开辟了道路。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总是坦途,但道路毕竟打开了。”

  有一次,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在即,作为导师的龚育之在审读论文时觉得一个地方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于是要求学生查实。为此,这个学生跑了好几个大图书馆。还有一回,他与人合写一篇文章,由于自己轻信了合作者的“查实”,没有亲自查实,结果发生过“史实记述事故”。此后,龚育之多次向人讲过这次教训。作为党史专家的龚育之对史料的考证之认真近乎“残酷”。

  每一位名人,特别是学者型的名人,自然少不了有人请求作序。龚育之说,自己为别人写序的数量不算多,也不算少,但都是自己写的,都是有所抒发而写的。一般的情况下,不认识的人请他写序他总是婉拒,别人拟好的序言只要他署上名的事,更是坚拒。然而,2000年7月,某省报理论版给他寄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书序,署名“龚育之”。得知后,龚育之十分惊讶,立即给理论版编辑部写信,说明曾明确表示过谢绝为该书稿作序,现在发表的序言一个字也不是自己所写,不能掠人之美。后来,报社发来一个简单更正的清样,龚育之便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半年之后,自己偶然想起要看一看正式刊出“更正”的报纸,经秘书一查才知“更正”压根儿就没有刊出。又一次被耍弄了,自然十分气愤。屡经催问,“更正”才得以刊出。龚育之说:“现在市场上假冒的产品甚多,没有想到拙作也有赝品。”这就是一个爱较真的龚育之。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换笔”已逾十年,虽不算用电脑写作的“高手”,也不算“新手”了。在他家里,记者没有看到墨水瓶与方格纸,看到的是一台液晶显示电脑,这就是他自由撰稿的锐器。在用电脑写作之初,他还担心击键会干扰思维、眼花会看不清键盘。可是一旦拨弄这新式武器,才真正感受到“换笔”带来的快捷、方便。可以想像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学五笔输入法的难度。然而,在接受采访时,他却这样说:“我也没有按要求背口诀、做练习,只是在弄明白五笔字型的大概之后,就试着录入一篇自己不着急发表的小文章,边慢慢拆字,边慢慢敲键。当整篇文章全部录入后,那种快感无法形容。”终于,“自学成才”的龚育之“摸着石头过了河”!

  他从此告别了“伏案写作”,告别了“爬格子”。那时,使用频率很高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专有名词,龚育之把它们分别设置为一个个词组,每到用时一击四码一个长词组就一下子蹦了出来。说到“换笔”的好处,龚育之不断地补充着“数落”:“我那时从中宣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好意思老求人帮着录入。自己会用电脑,自己动手,爱怎么改、怎么增删,都很方便。”是的,自熟练掌握了电脑写作,一些文字任凭他倒过来颠过去,删一段,加几行,一切在他手中像捏面团一样方便!

  后来,网络也成了龚育之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打开电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信箱中有没有“E-mail”。“伊妹儿”大大缩短了他与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如出版社出自己的新著,一个“伊妹儿”便可把整部文稿发送过去;想审核对方设计的封面,对方发来一个“伊妹儿”,自己在电脑上就可以阅看,有什么意见,一个“伊妹儿”就可以反馈给对方。电脑节省了龚育之的创作时间,相对延长了他的创作生命。

  “爱情像春天一样美丽”

  龚育之从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多年了。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也从全国政协常委这个“职务”上退下来了。不久中共党史学会换届,他还从学会会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他保留的是一串学术研究方面的头衔: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生导师。

  他的老伴孙小礼,是他在清华大学学数学的的同学。1951年,龚育之患了一年多严重的肾炎,后来由急性转为慢性,逐渐平稳下来,分配工作了。1954年龚育之向她求婚,她应允了。一位曾为龚育之看过病的大夫知道后对孙小礼说:“我是把你当作我的妹妹,才跟你说这个话。你为什么要同他结婚?慢性肾炎病人很可能活不长久,根据医学统计,一般是七年到十年,最多二十年。也说不定过一两年就一病不起了,你怎么办?”说得孙小礼泪汪汪地走了出来。但她当时没有把这位医生的话告诉龚育之,又一起去征求为龚育之看病的苏联大夫的意见。这位苏联大夫一听,笑容满面,不但从医生的立场同意他们可以结婚,并且从年长者的立场对他们表示祝贺,用俄文说了一句:“爱情像春天一样美丽!”孙小礼至今忘不了这一句俄文。1954年5月4日,他们按照这位苏联大夫的意见领了结婚证。她照顾他的无盐低盐饮食,家务中的体力活都不让他干。他吃了七年的低盐饮食,并没有一病不起,反倒是好了起来,可以吃正常饮食,大体上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了。婚后不但活过了一个十年,两个十年,而且活过了五个十年!

  龚育之夫妇不但生活上相助,学术研究上也相助。孙小礼先是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又转到物理系,又转到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创办者,著有《数学·科学·哲学》、《文理交融》等文集和专著,也是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在这个学术领域与龚育之同行,可以相互切磋,虽然龚育之还有别的要花费许多心力的研究领域。

  那次采访结束时,龚育之一再留记者在他家吃“便饭”,我最终还是婉谢了。尽管后来我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多,但他的“动静”我一直在关注着。早就知道他身体不太好,可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因此,每当回忆那次采访,龚育之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心中默默地祈愿:龚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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