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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女工当上副总理 吴桂贤大起大落人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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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禹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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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纺织女工 留下的劳模足迹
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1938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
她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是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太久。于是，当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古城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开始对外招工时，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了。
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可吴桂贤才13岁呀，虽然瞒报了3岁，但身体娇小的个头，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坚强又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纺织生产技术，切磋攻克纺织技术难关，那—段火热日子，令吴桂贤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仪式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命名大会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开的，赵梦桃6月23日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的同时，感到赵梦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此，她要求自己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自1958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多次被评为三好学员、优秀学员。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学习时，总是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后，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连续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非常时期的需要
走上副总理岗位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觉得不行，这样势必增大“四人帮”的势力，就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就提出了吴桂贤。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才火速电召吴桂贤进京受命。
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周总理说：“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经选举后任命吴桂贤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治的云谲波诡，连所谓“四人帮”之说她也是到了1975年5月才知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主席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讲，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我。我说：不见！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吴桂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何谓“四人帮”？吴桂贤感到蹊跷。次日晚上开会讨论毛主席指示前，她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说毛主席1974年7月在政治局会上讲过“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7月，吴桂贤还在陕西。听到这些人在和毛主席作对，吴桂贤吃了—惊，都是最高层领导了，还想咋的，还敢和毛主席过不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开始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期间，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央委员人选讨论时，吴桂贤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让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周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周总理的想法！吴桂贤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就以上事情，组织上派员调查落实。
这时的吴桂贤，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回顾与斗争，一时心若止水。她一方面打报告给党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答复很快就有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略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三年，总的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和今后仍然会怎么去工作。她在同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说，一是请求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去了，到省里工作吧。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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