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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科技界的拨乱反正
吴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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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曾经说过,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

  1975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从中科院《汇报提纲》入手,抓科技界的拨乱反正,可惜随着他再次被打倒而受挫。1977年8月8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历史意义深远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引我国科技界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一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四人帮”发明的谬论。王洪文曾说:“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是有几十个,而是有几百个,这里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他还说:“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姚文元说:“苏修叛徒集团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他还说,“知识分子懂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张春桥声称,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7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科技文教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处于停滞状态。

  面对经济萧条、百业沉寂的局面,1974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决心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而解决科技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四人帮”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摘掉。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始,邓小平以抓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以抓钢铁工业为龙头,在全国各条战线雷厉风行地开展全面整顿。其中,科技界是他花大力气狠抓整顿的领域。邓小平清楚,我国的科研机构受到“四人帮”严重摧残,科技人员受压制、受迫害,队伍已经散了。虽然一部分科技人员还在艰苦奋斗,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讲,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一些工业企业基本上还在沿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引进的工艺方法。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很难发展上去,现代化建设更是一句空话。因此,邓小平特别指示:要大力整顿科学院。

  邓小平亲自布置领导了科学院的整顿,要求整顿首先是针对党的组织领导力量的整顿,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搞好安定团结,而且特别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他希望通过整顿,统一思想,鼓起干劲,尽快地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具体要求是在三个月内完成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尽快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核心小组名单。

  这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以尽快把科研工作抓起来。为此,邓小平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做了精心的准备。1975年7月,他调派尚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的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工作,以加强领导。中央批准胡耀邦为中科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郭沫若任组长。(由于当时党委瘫痪,核心小组实际上行使的是党委的职能,郭沫若是党外人士身份,胡耀邦实际上是第一把手,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后来中央又派王屏、刘华清分管政治和业务工作。这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阵容。胡、李、王当时都是60岁上下,王屏、刘华清还更年轻一些,这样一个经验丰富、富有开拓精神的领导班子,在推动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7月,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马不停蹄,雷厉风行,立即投入邓小平布置的“全面整顿”之中。

  胡耀邦清楚,要把整顿工作落到实处,除了要抓鼓劲的工作,还必须为知识分子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困难,力量在细节之中,措施不是空话。他提出要解决中科院知识分子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没时间摆弄煤球炉烧饭烧菜),并亲自出面多方联系,很快就为每个家庭弄到了一个液化石油气瓶。另外,根据中央九号、十三号、十八号文件的精神,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胡耀邦抓了6个方面的整顿工作:1、深入学习理论,坚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3、批判资产阶级派性;4、调整院所领导班子;5、整顿机构;6、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从而拉开了科技整顿的序幕。

  1975年8月1日,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针对中科院存在的问题,胡耀邦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又称《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在起草过程中,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多次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汇报提纲》的第一稿出来后,印发给各单位征求意见,还送给胡乔木、于光远、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后又根据征求来的意见反复做了多次修改。提纲全面反映了当时科技界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这个提纲是科技界整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汇报提纲》结合当时科技界的实际,针对性很强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从理论上予以解决。如《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两步走的宏伟目标,这就从根本上批驳了轻视科学的观点;《汇报提纲》还指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替代不了它的,从而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开门办科研”等不科学的口号;《汇报提纲》强调,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把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长处结合起来;《汇报提纲》还要求认真贯彻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技界加强学术研究,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办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20多岁,经过10年30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事业心强,只能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要表扬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他还提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他说: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40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

  邓小平建议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他认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邓小平还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的人,还攀什么高峰?现在教育部门凭老茧上大学是什么逻辑?这样的问题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时,还介绍了一些科学家的情况,邓小平听得十分用心。当时,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的半导体专家黄昆,搞了一辈子半导体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迫改行去车间搞生产,完全脱离了研究,他很苦恼。正巧此时胡耀邦奉邓小平之命来中科院搞整顿,找到他去参加座谈会,反映意见。黄昆说,一个科学家,搞科研只能坚持业余时间搞,平时要参加车间的劳动,他对此很不理解。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此事时,邓小平听了拍了桌子,说,有个搞半导体的,叫黄昆,是个老科学家,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你查一查,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我是三天前知道的。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邓小平的这番话,使处于困境中的许多科技人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可天有不测风云,这边邓小平大力整顿,那边“四人帮”煽风点鬼火,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教育工作的整顿更是备受打击,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负责此事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就被迫害致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漫天卷起,使邓小平再次下台。黄昆也遭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受到了牵连。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多次托人给黄昆带口信,说是他给先生惹了麻烦,让他受到了压力,深表歉意。黄昆十分感谢邓小平的关怀,表示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在一起,受点磨难没有什么。不久,黄昆由北大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有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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