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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红军大管家杨至成将军的将帅情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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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孝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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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全力支持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搞好后勤保障工作
1933年1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总供给部统管全军的粮秣、被服、财政、武器、弹药的筹供及军工生产等工作。
杨至成担任总供给部长后，即着手安排中央和总部的搬迁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在瑞金城东北部十几里处的叶坪及洋溪办公。后来，由于有人向敌人告密，敌人派飞机对叶坪一带进行轰炸，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办公机关受到威胁。为此，中央在1933年初，决定将中央政府及军委办公机构移驻于瑞金县城西南郊的沙洲坝、下肖村一带。
1933年3月，毛泽东指示杨至成先去这一带作社会调查。杨至成当即行动，从三个问题入手调查：一、附近各村共有多少房子，可以腾出多少房子来供中央和军委机关住用？二、各村有多少地主、反革命，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如何？三、各村收成如何，打了多少粮食？能有多少余粮？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至成摸清了情况，形成了一套搬迁方案，向毛泽东等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首长们的肯定。
1933年4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等，由叶坪搬到了瑞金城西南郊一带的几个村子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驻沙洲坝两处比较宽敞的杨姓私宅，毛泽东、张闻天、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在此居住并办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驻乌石垄村一幢杨姓的两进私宅，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在此居住和办公。
各领导机关搬迁完毕后，作为“大管家”的供给部长杨至成更加忙碌了。
为了筹集到必需的经费，杨至成绞尽脑汁，广开门路，采取各种手段满足红军作战和生活的需要。主要办法包括：一、向政府请领； 二、请群众支援；三、靠打仗缴获； 四、打土豪筹集；五、生产自给； 六、自办贸易收益。
作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筹集军费极为重视。他全力支持总供给部的工作。他规定，把政府财政收入的70%―80%分配给红军作为军费。同时，毛泽东还领导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如发展生产、搞好进出口贸易、发行公债、发行货币等，增加收入，从而增加红军军费。
由于红军队伍迅猛扩充，部队的粮食需要迅速增加，不少部队面临无饭吃的局面。进入1934年后，部队粮食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杨至成多次将情况向中央反映。1月2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证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央苏区各地通过贯彻中央的这个决定，共收集到公债谷和土地税谷50万担，为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还负责管理着红军的军工厂。这些军工厂，大都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凭一台虎头钳、一台缝纫机、一口大锅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军工生产的事极为关心，经常找杨至成谈军工厂的工作，帮助他解决军工厂的难题。
长征前，杨至成去云山古寺看望失意的毛泽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徒有虚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住在云石山上的一座古寺里，面对严峻的形势，心情十分郁闷。
1934年8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下午，已被降职的杨至成从驻地梅坑赶向几公里地外的云石山，去看望毛泽东。为了走捷径，他从一片稻田里斜插了过去。当他带着两脚烂泥，满头大汗，爬上近百米高的云石山，来到云山寺时，第一个看到的是贺子珍。贺子珍递给他一碗凉开水，说毛泽东正在后面的树林里乘凉、和人聊天。
杨至成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在一棵大樟树下，毛泽东正和一个和尚模样的人，面对面地坐在石头上，一边摇扇子一边谈古论今。看见杨至成，毛泽东略略一愣：“噢，至成同志，你看我来了？”随后指着那位和尚模样的人介绍道：“他叫骆能和，比我小4岁，原先是云山寺的住持，他供的是福祖菩萨，据说是管天下太平、人间平安大事的。我们来后，占领了骆大师的地盘，他就搬到村里去住了。我劝他干脆还俗，娶妻生子算了，他正在考虑呢！”骆和尚笑笑说：“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和毛先生聊聊天，能受到许多教益呢！”骆和尚走后，毛泽东引杨至成回到屋里，问道：“至成同志，我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你还敢来看我！”
杨至成看看脸色有点憔悴的毛泽东，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说：“毛主席，您比过去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呀！”
毛泽东点了支烟，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我的身体很好。”杨至成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没有说出口。毛泽东似乎看出了杨至成的心情，反而安慰起他来：“至成同志，你被降职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是我尽力了……”
毛泽东沉思着说：“是呀，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后方工作基本保障了前线的需要，是很有成绩的。”
“可是，仗没有打好……”
“仗没有打好，有实力的问题，但主要的是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不对头。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忘了与敌人比起来，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这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嘛！”
杨至成见毛泽东一下把问题点透了，忙问：“主席，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要做工作，要等待。至成同志，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革命总会成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至于我们个人嘛，受些委屈不要紧。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但肚里要能撑船，还要能放得下飞机大炮才行呢！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的一席话，扫去了杨至成胸中的郁气，他感到心头亮堂多了。聊了一会，杨至成看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毛泽东说“不忙”，又领他去旁边的屋子里看望住在那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张闻天很高兴地握着杨至成的手，关心地劝慰了他几句。
患难见真情。在云山古寺门口，毛泽东和杨至成紧握双手告别，互道“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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