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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理财之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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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银行成立时,到账的只有80万元债款和20万元流转资金,毛泽民难为无米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10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毛泽东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5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而实际到账的80万元是债款,其余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消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这些物资挑回瑞金,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4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1932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50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1933年春天,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开玩笑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

  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1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

  一天,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

  毛泽民诙谐地一笑:“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嘛!”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割据,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按理说,用金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各地都能通用。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铸币机。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硬币。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当时,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一方面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还盲目扩大红军,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缺乏财政支持,滥印票子,必然导致国家银行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毛泽民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做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尽其所能,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1934年初,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1元苏区纸币兑1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排着长队,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三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物品。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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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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