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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 (5)
姜毅然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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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不为所动沉着应对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

  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和另外两个副书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等人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信后,认为信中说得有理,就把他们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等人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人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当年的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等人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等人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毛远新留下当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已经向政治局通报了。毛远新从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此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因此,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因此,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经常讲邓小平的坏话。

  11月2日,毛远新在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开会时,邓小平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认为,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要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

  邓小平处于闲置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搞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但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总理。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领袖对雷锋的题词时,却不发表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并且,《文汇报》还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说,“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四人帮”搞的这些把戏,蒙不住群众的眼睛,人们认清了“四人帮”的嘴脸后,产生了极大愤怒情绪。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全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且发展到了北京。

  当全国各地发生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给了毛远新以可趁之机。

  1976年4月1日,当南京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着。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窜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在那里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议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种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帮”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的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被迫中断,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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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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