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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 (4)
姜毅然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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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开始担心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

  毛泽东心情不好,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整顿表现出来的。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开展整顿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后事问题。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央是能够处理好的,而且,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会出现任何不妥之处的。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在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处理如何。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是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主观愿望上,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基业”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了,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心中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如果毛泽东只是把这种怀疑继续下去,没有后来毛远新的参与,毛泽东还会在怀疑中继续使用邓小平,不会出现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毛泽东读《水浒》时发了一些议论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他一生中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他最偏爱的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官场现形记》。对这四部书,他说不清读了多少遍。其中的《水浒》,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的。在他此后的人生历程中,打仗时,他读过《水浒》,也运用过《水浒》中的计谋;建国后他读过《水浒》,在许多讲话中,他经常引用《水浒》中的典故来说明事理;直到晚年,他仍然经常读《水浒》。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但毛泽东是渴望知识、手不释卷、酷爱读书又大量读书的人,手术后,他还要读书,不读书,他就难受。他要读书,但眼睛又不好,这是一对矛盾,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看外,其他的读书读报看文件的时间里,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读报纸、读文件、读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著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在内的不少书。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芦荻曾请教毛泽东:学术界对《水浒》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芦荻问:主席,是真的吗?毛泽东回答说:是真的,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问毛泽东:那么,我们对《水浒》到底该怎样读呢?毛泽东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这时,在场的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姚文元借题发挥

  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趁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姚文元写道: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写道:“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下几件事: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敬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8月14日下午,姚文元的报告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转出,到姚文元把请示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对毛泽东回应之快,除了战争时期之外,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于8月14日下午阅过姚文元的报告之后,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大做文章了。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水浒》,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的亲信爪牙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或者根本不懂《水浒》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假借评《水浒》,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开初,是允许搞评《水浒》的,对评《水浒》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的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一些想法,才为“四人帮”所利用来大做文章。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是个机会,又跳了出来。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他假装内行,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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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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