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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 (3)
姜毅然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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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把整顿推向了“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教育文化领域

  教育、文化领域,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文化领域里发起。在夺权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掌握了教育、文化领域的大部分领导权,因此,教育、文化领域受“四人帮”的侵害也最重。当时,教育、文化领域里极左那一套做法盛行,在全国各地高校,入学后的学生很大部分时间不读书,而是搞政治运动,参加劳动。中小学也不上课。在文化领域,除了八部样板戏外,其他许多优秀戏剧一律被封,许多新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也被封杀,全国文化领域处于一片萧条状态。看到这些,邓小平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在教育、文化领域里推进整顿,实际上是捣“四人帮”的老巢,必然遭到“四人帮”的反抗。对此,邓小平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

  从1975年4月起,他多次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5月起,周荣鑫多次召开教育部内部的座谈会,还在各高校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贯彻邓小平与他谈的关于整顿的观点,都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等散布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接着,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对于纠正当时教育界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促进教育整顿,起了重要作用。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顶住了重重压力,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43页)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不久,邓小平就向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7月9日,邓小平就召集新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也向他们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还说,我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邓小平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史料见《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10页)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有关材料后,整理出一份系统材料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仔细阅读后,形成了意见,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引发了7月14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纸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毛泽东发表上述谈话后,邓小平拿起这个谈话作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并开始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正好这个时候,邓小平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写给毛泽东、邓小平的。张天民在信中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要求重新上映《创业》。邓小平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作了这个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由于文化部被“四人帮”控制很严,一时不好进行调整,邓小平就从批准解禁文艺作品入手。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一时间,许多好的电影、戏剧都公演了,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被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了。

  邓小平对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整顿,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仇视。他们不仅攻击邓小平是要“搞复辟”,“搞回潮”,还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但是,邓小平仍然下决心,坚决整顿文艺。

  邓小平拿起理论武器与“四人帮”斗争

  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就考虑到要用理论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他对胡乔木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防修的文章。”邓小平还给胡绳出了不少题目,包括三个世界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等题目,要他们考虑写文章。邓小平还说:“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05页)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周恩来决定,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四人帮”不满的人。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人。成立后,除了邓小平出题目写作之外,还要求他们针对当前国内实际,写出重要的文件和文章来。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到任后,搞调查研究,组织人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文件,还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的意见,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看后,邓小平认为好,但还有些不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一些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让他们研究、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加大了理论力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了解答,而且从理论上批了“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久,邓小平又交给邓力群一个任务:由他主持,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出初稿后,邓小平看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又经过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做了大量增删,于10月拿出了二稿,原拟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但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没有发表。《论总纲》在前一稿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形成的观点。该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论总纲》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反革命活动。文章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切政党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文章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三篇重要文章,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经验总结,也是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时,就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抄了。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直到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因此,“四人帮”对这些文章恨之入骨,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攻击这三篇文章是“三株大毒草”,并且把这所谓“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各基层单位,直到公社一级,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印本,供人们批判。他们还说,起草这三篇文章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是“继旧中宣部后一个阎王殿”。写这三篇文章的人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不料,“四人帮”这样做,反而扩大了这三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三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启发了人们进行思索,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历史同“四人帮”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本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的三篇重要文章,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本来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整顿正确的人们,又通过读这三篇文章而从理论上体会出整顿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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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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