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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与《游击队之歌》
峥 嵘(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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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昂奔放的《游击队之歌》,在神州大地已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每当人们挺起胸膛放声高唱这首著名歌曲时,就会联想起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高山密林中跟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动人情景。《游击队之歌》是由中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贺绿汀把创作原稿一直珍藏在身边。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当贺绿汀看到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发出的《征集有关革命文物的通告》后,便把这张原稿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郑重地捐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原稿是薄薄的两页纸,纸质已泛黄,长38厘米,宽27厘米,用钢笔书写。

  贺绿汀1903年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音乐。15岁那年,他长途跋涉200多公里到长沙求学,考进长沙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他的愿望是学习音乐知识,于是就常去他三哥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图书室阅读《和声基础》等音乐理论书籍,并自学五线谱。在甲种工业学校就读一年后,因南北军阀混战,学校停办,贺绿汀被迫回到邵阳进入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便在本乡小学当音乐绘画教师。为了追求新知识、新思想,贺绿汀阅读了《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些进步报刊。他觉得人生属于社会、属于世界,要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把每月微薄的薪水积蓄下来,等待机会继续求学。1922年,长沙岳云中学新设艺术专修科,当招生的消息传来时,他又一次长途跋涉赶到省城去应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学校学习音乐的同时,他也不忘追求远大的政治理想,又进一步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决心用音乐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推翻封建军阀统治。1926年,贺绿汀毅然放弃在岳云中学留校担任音乐教师的机会,回到邵阳县城去当音乐绘画教师,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邵阳发起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如参加支援北伐革命军的义演活动,为全校学生教唱北伐革命歌曲,还参与由邵阳总工会领导的反英示威活动。同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邵阳县泥瓦工人党支部书记和县总工会代理宣传部长等职务。1927年12月,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辗转到达南京,不幸被同乡土豪发现告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在南京狱中长达两年。

  1930年,贺绿汀出狱后来到上海,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在该校刻苦研读音乐知识的同时,还编写创作了许多进步歌曲,这些歌曲后来都被灌制成唱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尤其是他创作的钢琴伴奏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曾分别获得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苏联著名钢琴家齐尔品联合举办的中国风格作品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后这两首乐曲在苏联和欧美各国广为传播,深受国外听众的欢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向华北侵略扩张,国难当头,贺绿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创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准备奔赴内地和华北前线,投入抗日宣传活动。贺绿汀也毅然离开安乐的小家庭,于8月21日跟随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出发去南京,数日后又乘船到达武汉。在船上,他和宋之的、王苹、欧阳山尊、崔嵬、塞克等文化界人士整天忙着编戏排戏,商议如何更好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剧队在武汉街头演出后,又前往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一路上,他们目睹了拖儿带女的难民像潮水一样涌往车站,西去的列车车厢顶上趴满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这悲惨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大家的心,更激起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不久,他们到达山西临汾,在为阎锡山的部队演出时,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也正巧迁到临汾城西郊刘庄,于是,队员们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整,去接受党的教育,去为八路军战士演出。

  贺绿汀和队员们到达八路军办事处时,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许多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还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贺绿汀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战场并不完全陌生,但对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败日军猖狂进攻的事迹,还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十分新鲜生动。他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访问,指战员们告诉他,部队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兵,是通过俘获日军的炮和收集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成立的。贺绿汀脑中犹如电光石火一闪,出现一串串音乐旋律:“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一时间,零碎、片断,但却互有联系的音乐旋律充满他的脑际。在防空洞里听到敌机的扫射,“嗒嗒嗒”激烈的机关枪声,突然变成小鼓的节奏,又一串串音乐旋律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队队八路军健儿,穿着单衣,蹬着草鞋,踏着寒冬腊月的冰霜,从他的眼前闪过。10年前撤出广州朝海陆丰进军的情景也一一浮现脑际,“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枪声、人影化成了旋律、节奏,旋律、节奏又化成了枪声、人影。他已分不清哪是枪声,哪是旋律,感情的潮水融为跳荡的音符。炕上油灯里的油干了,灯草也快烧尽了,他的激情却一泻千里。最终,连词带曲,一气呵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战争是残酷的,打仗是要死人的。但从贺绿汀笔下泻出的音符却跳荡着英勇、顽强、机智、乐观的情感。10年前,他随广州起义部队撤退到海丰时,就感觉到艰苦的行军和频繁的战斗,会使战士们疲惫不堪。此时如能让战士们唱一支乐观欢快的歌,就能使他们消除疲劳,振奋精神,鼓舞和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在日军大肆进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更需要用热烈的音乐来感染和激励抗日将士,使大家能树立起大无畏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游击队之歌》正体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

  可是,当《游击队之歌》刚创作完成时,贺绿汀心里并没有底。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会议的晚会上首次为八路军将士演唱这首歌。当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是后来的四声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欧阳山尊吹着优美响亮的口哨充当伴奏。贺绿汀有力地挥动双臂打着拍子,全体演剧员和着拍子满怀激情地齐声高唱。随着嘹亮的歌声,贺绿汀仿佛听到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跳动。此时,他似乎感到自己也进入了密密的丛林、高高的山冈,和神枪手们一起,用“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突然间,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贺绿汀如同从梦中醒来。他的目光落到前排观众席上,那儿坐着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还有卫立煌,他们都在用力鼓掌。他们的脸上荡起的笑容,使他心里踏实多了。朱德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将领们都说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要求演剧队抓紧到部队教唱这首歌。

  不久,贺绿汀来到部队随营学校教唱,他先指挥演剧队员演唱,很快,台下的战士都跟着拍子唱了起来。这首歌传开后,有的部队还派人骑着马奔跑几十里路赶来抄谱子。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来到这里休整的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部队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他的部队去,一个连、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杨得志说:“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部队出发那天,漫天雪花飘舞,战士们一边放声高唱这首抗日战歌,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开整齐的步伐踏着皑皑白雪向前行进,贺绿汀和演剧队全体队员则伫立着高歌为他们送行。以后,这首歌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城乡,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广为传唱。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时哼唱,美国友人E?F?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中国的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一书中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它的歌词。

  强烈的社会反响,使贺绿汀激动不已。他从中深刻意识到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所肩负的神圣责任,他把《游击队之歌》看作是自己最有价值的创作之一,并从内心深深感到,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是写不出这样的歌曲的。只有深入八路军抗日部队,去体验艰苦的战斗生活和了解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才能创作出深受抗日将士和爱国民众所喜爱的歌曲。《游击队之歌》在全国传唱后,贺绿汀把创作时的原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又随着救亡演剧队去了武汉。

  《游击队之歌》在抗日军民中产生广泛影响。《战歌》杂志发表了这首歌曲,它还被编成四部合唱,成了武汉市各个群众歌咏大会上的保留节目。有人找到贺绿汀,要他把歌词改一下,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放到歌词里面去。对此,贺绿汀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他说:“这首歌已经在军队、民众中流传开了,再改词不合适。”贺绿汀认为这首歌是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的颂歌,蒋介石对游击战一窍不通,不能硬凑到一起,违心的事他决不干。

  1943年,贺绿汀随身带着《游击队之歌》的原稿,历尽千难万险,辗转数万里,终于到达他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非常高兴地赞扬他说:“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贺绿汀从北平坐火车返回他久别整整12年的上海母校。火车途径昆山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他带的衣物、乐谱全部散失,可是《游击队之歌》原稿被他贴身牢牢珍藏着,非常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到达上海后,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肩负着党的重托,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担任了该校第一任校长。以后,他充满着激情和希望,不辞辛劳地把学校认真管理起来,并充分发扬创作《游击队之歌》时的那种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贺绿汀惨遭造反派的关押殴打,最后瘫在床上。然而,面对造反派颠倒历史,肆意诋毁《游击队之歌》的无知举动,贺绿汀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游击队之歌》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以后,是千千万万的人在那里唱的,如果它不能鼓励敌后军民抗日,就不可能长时间地广泛流行。‘由于国民党军队唱了这首歌所以它是反动的’,这是用玩弄形式逻辑的办法来歪曲事实真相。你们对国民党军队的看法也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把国民党军队看成铁板一块,如像每个国民党士兵血管的血都是反动的,这种看法也是和毛泽东思想针锋相对的……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说,‘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你们打出响亮的旗号,抛出一顶顶又臭又长的帽子,只能证明你们是玩弄极端愚蠢的吓人战术。”

  今天,贺绿汀虽已过世,但他那种爱憎分明、意志坚定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颂扬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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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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