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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部原部长回忆邓小平会见各国党政领导人
(本刊特约记者)李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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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李部长,您曾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请给我们谈谈您的一些体会。

  李淑铮:小平同志一直非常关注党的对外工作。他倾注了很大精力,亲自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同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邓小平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达300多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他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就先后会见了68批(次),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党政第一把手。

  我的感觉是,这些重要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和党际关系等领域中的许多战略思想。就是在这些谈话中,他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论点,其中有许多内容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记 者:这些谈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重要的作用呢?

  李淑铮: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客人虽然情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为政党领导人,他们关注的问题深而且广,不仅涉及国家关系,更注重理论、政策、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因此,会见时谈话的内容要比一般外宾更深透一些,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比较强。

  同时,这些谈话方式更为随意、自由。邓小平经常向外国朋友表示,很多问题总书记、总理已同你们谈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见见面,聊聊天,一起吃一顿饭,边吃边谈。恰恰是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方式有助于就一些重大理论、思想、政治问题更深入、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

  记 者: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里,小平同志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既不是党中央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来访的各国政党领导人是怎样看待他的?

  李淑铮:小平同志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威望,他会见的各国政党领导人,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些客人本身都是国际国内的权威和顶级人物。他们对他国、他党领导人的评价都很注意分寸,不轻易加以颂扬。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物,都对邓小平从不同角度表达过发自内心的钦佩,对能见到小平同志并和他进行直接交谈感到莫大的荣幸。

  记 者:您能不能举几个具体例子?

  李淑铮:比如,1984年5月30日,小平同志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友好交谈中,勃兰特说:“我非常懂得您给予我的荣誉,我要从您的智慧中吸取一些精华。”告别时,勃兰特向小平同志表示:“望多保重,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1985年8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由田边诚书记长率领的日本社会民主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会见中田边诚表示:“您的一言一行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注意您的一言一行,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非常注意您的讲话。”

  1987年4月30日,我曾陪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访华。他是该党领导人中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论家。之前他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我国一直很向往。他对小平同志非常佩服,在会见时评价说:“对我们西班牙和西欧来说,邓小平同志是国际政治的最高级人物。”“我们十分敬佩您的智慧,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您提了很多新思路。”会见结束时,格拉动情地说:“十分感谢您会见我们,我们亲身体会到您的智慧。二百年之后,今天在场的人都不在了,但历史将记载下这一页。”

  记 者:这是谈话过程中这些客人的当面赞扬。他们在会见结束后还有没有什么评价?

  李淑铮:小平同志同这些外国政党领导人的谈话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987年1月15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由党主席阿尔沃·阿尔托率领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见后阿尔托发表感想说:“邓小平同志会见是全团的荣誉,他思路敏捷,逻辑性强,谈吐亲切。”他还强调说:“会见表明中芬两党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我还记得,刚才提到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会见后在回宾馆的路上,还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起他对会见的感受。他说:“一位政治家、伟人,重要的是在面临复杂的环境时能够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始终保持平衡。邓小平既果断,又稳重,我的结论是他不愧为一位世界伟人。”

  格拉的来访,对发展中西两党、两国关系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90年11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召开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正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各政党包括西欧各国社会党都纷纷谴责我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该党仍决定邀请中共派代表作为嘉宾与会。这是对我党率先作出友好表示的欧洲社会党。我受中央委托作为中共代表去参加此会。会议期间,格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热情洋溢地回忆起访华和邓小平会见的情景,而且直率地批评:“有些党以‘天安门事件’为由,竟敢让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党‘走小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平同志亲自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

  记 者:您认为在小平同志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涉及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李淑铮:他的谈话,多数都涉及国际战略、世界形势、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

  比如,小平同志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科学地判断了宏观国际形势,改变了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1985年10月9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他还领导党调整“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永不称霸,并且着力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各国,特别是美国、苏联、日本等大国的关系。

  记 者:显而易见,小平同志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您能否用最简要的话作一概括?

  李淑铮:我觉得用小平同志自己的话来概括可能更好。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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