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胡耀邦访问英国时，同莎士比亚故乡的民众在一起 　　全家福（前排为胡耀邦夫妇及其孙辈，后排右起依次为胡德华夫妇、胡德平夫妇、刘胡夫妇、李恒夫妇）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儿子胡德华一家陪伴母亲居住在此。会客厅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遗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四周鲜花环绕，他生前的书籍、照片、奖章全部陈列在此。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个个功成名就。

　　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

　　父母都是工作狂

　　“我多次询问我的出生地，母亲的回答竟然是‘记不得了’。”1948年11月，正是太原战役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徐向前等人正在前线，后方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即将临产的胡耀邦夫人李昭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韩信背水一战、大破赵王的地方”。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心切，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兄妹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自己的前两个名字都不好听。第一个叫“胡利利”，和狐狸谐音。再三追问父母，才得到两个答案：一是因为父亲姓胡，母亲姓李；二是他出生后不久打了胜仗。

　　1950年春，参加完“成都会战”的胡耀邦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委书记。于是，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那时候我们家算是聚齐了，连爷爷奶奶都去了。”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只有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胡利利，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发”的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有一条——全托，能住校。

　　“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

　　胡德华听外婆讲，父亲生来好动，虽然个头矮小，却喜欢体育，常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同学同场竞技。“父亲还喜欢演说。有意思的是，他从小有些口吃，爷爷曾叫他‘九结巴’。”

　　调皮的小德华儿时也是个结巴，上大学才慢慢纠正过来。“大人总说‘哎呀，你就是学你爸’。父亲开会的时候‘啊，那个那个’，我也跟着‘啊，那个那个’……最后他生气了轰我走，我就跟他做个鬼脸跑了。”胡德华说“母亲很厉害，而父亲从不发火。”奇怪的是，随着胡德华长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渐渐矫正了。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昭坚决要求同赴前线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文革”开始后，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他的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成了预备期最长的党员：“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一个班，她还是我二哥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

　　老大胡德平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成了专政对象，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后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还出版了《曹雪芹在西山》。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还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

　　谈起子女对父亲的继承，胡德华坦言“我们差远了”。“谁也比不了父亲，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那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其实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论在马背上还是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记忆力惊人，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胡德华列举了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父亲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书，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学家特别敬佩父亲。”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的梦想一直是科学救国，但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这个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大哥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能做买卖？！’我就不服气，我说当时有那么多农民企业家，我还上过大学呢，怎么不成？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胡德华至今还十分感慨。

　　“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战友一个接一个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谈话间，胡德平的女儿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胡德华掩饰不住骄傲：“大哥家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英国剑桥毕业的，另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我女儿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如今在澳大利亚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们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之中。

　　（摘自《环球人物》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