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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周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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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益阳,为纪念母亲百岁冥寿。老一辈人过生日,兴的是农历。母亲诞生于丁未年正月十八,到今天整岁百年。

  纪念即回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5年。她去世的时候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

  父亲诞生于丁未年十月初二,比母亲小八个多月,都是1907年出生。他们相识于外婆家。家中设有私塾。延聘的姚老师牵线搭桥,为这对两情相悦的人两全其美。尔后母亲伴父亲长沙读书,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文化而在地下,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那年,父亲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坚定信念,显示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年轻人中有志者的无畏气概;他的文化生涯,也就在那血雨腥风中昂然起步。他所接触的新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支配着他一定要推翻地狱般旧中国,有着九死不悔的决心;他要用他文化的智慧参与呼唤国运的未来,挽民族危亡于既倒。那时的生活,大体是带着自家的财产,连同各自的性命,在不断躲避特务的搜捕中,频繁找租界,不断换房子。母亲紧随左右,照顾安全,相互温存,提供资用。表面上是个普通且睦邻的知识小家庭,一切都平平常常,若无其事。父亲闭门写作,翻译,日夜埋头书案,较少出门;也常有熟面孔入室,聊天欢笑,甚至住下,便于密谈。母亲则大模大样,一桌麻将,外间望风。或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我最喜欢《麻雀与小孩》,这是湘潭人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历史地位的。但也极少有人像我心中如此珍藏这一经典至今不忘。这是一出引导儿童要懂得爱的曼妙歌舞。加上母亲独自教我,那母爱伴着母教种植我心田的东西,是一种柔和情爱的东西,奠定了我喜爱文艺的情性,以及后来我那以母爱为人类一切爱的源头的伦理认定。记得那时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过电影,曾与扮演小贩的著名影人韩兰根对戏。长大后母亲告诉我,那影片名《粉红色的梦》,没有让我演到底。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反哈哈嘻嘻。回想起来,虽然我缺乏表演悟性,但作用于我对艺术的亲热,可谓终身享受。

  那年月在上海的生活,看似平常却紧张又离奇,充满惊险;虽然懵懂无知的我并不怎么觉得。却也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细节:住日租界虹口时,我曾写过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一天,听说日本人挨家搜捕共党,殴打中国警察,吓得我赶忙把标语撕毁,自行解除了警报。其实真正的危险在大人保护下小孩子是难以遭遇的。数十年后的80年代,父亲住进北京医院还没有成为植物人的时候,给身边侍候他的我二弟讲过一个3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两位从益阳脱逃被通缉的青年女子在上海找到父亲。其中一位据说是益阳当地农民领袖。父母商议的办法是立即在附近再租一间房子,让父亲与那个农民领袖扮成夫妻模样,另一位为小姨子,三人同住以遮人耳朵,力保安全。这情节听起来,像电视中的胡编乱造,而生活中是何等危险,充满变数。那时母亲的种种表现,令父亲数十年后仍感叹不已。他归结为这样一句:“你妈妈真是个十分纯粹的人。”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大批追捕杀害共产党人。左联五烈士就是这年被杀害的。处白色恐怖中的日子,在老家的亲人尤其是外婆极为牵挂,于是下半年母亲领着我们回到益阳。到1937年秋冬时局十分混乱之际,偏有人暗地里从肤施(即延安)捎来一套父亲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给我母亲,还带给我一件紫红色呢外套。捎东西的人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性共产党人。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逃难期间如此穿着,在绿色田野中额外招人注目。那时外婆已经病得不轻,母亲与舅舅围绕身边,随侍左右。两年后外婆去世,母亲悲恸欲绝。半月中每天走很远的路领着我们去外婆坟地哭诉。这是我生命经历中遭遇的最为悲惨的场景。哭坟比哭灵更惨绝人寰。也许只有集悲号与悲歌于一体,才能释放出心中深沉的悲痛。原本是最能将悲苦严严实实包裹心中的母亲,从不流露出一星半点苦楚悲情的母亲,在这荒野无人,身边只有拉着她靠着她陪着她一道流泪的两个儿子的情境中,她才会如此一缕缕申述着失去外婆的绝望心情。她深藏久蓄的无尽哭诉,也只能面对那旷野无声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生离死别,人生常态,人间苦况,尽在其中。外婆过世,母亲因无法承受的悲苦而郁悒不起,重病卧床。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看着母亲肿胀的脖颈,而全身骨瘦如柴,说话已无力气,我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当时家境,已一贫如洗,经济没有进项。请医生诊治,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一批批卖掉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来不及卖掉时干脆以瓷器相赠酬谢医生。母亲卧室中那一排红漆玻璃立柜中琳琅满目的器皿,逐个依次消失。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有个医生则使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近筷子般长短的什么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我实在是不能再看了。虽然我没有听到过母亲扎针时的叫唤,我总是全身充满恐怖,神经紧缩,以至泪流满面。她就这样忍受着。月月年年,不论日夜,从不呻吟,从不喊叫着内心或皮肉的任何巨痛。直到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母亲悄然而逝。她没有任何遗言留给她钟爱的三个儿子。她的忧伤,她的耐力,她的遗言,连同她的厄运,一起包揽了去。她从未有过任何怨怼,只留下一生的宽厚与善良。她是一位连微笑也清澈而深蕴着人间厚德的母亲。正如父亲所赞叹:她是一位纯粹的妈妈。

  母亲去世,我忽然觉得一下子长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先后在我伯父任校长的周氏祠堂内得英小学,与村保国民小学当教员。村保国民小学就办在自家大屋正厅。有伯父的照顾,又有自家大厅做教室的条件,加上那点中学初二的学历,再加上我们全大屋兄弟姊妹都每天大唱抗日歌曲的学堂氛围,16岁那年,终于教小学了。但不知母亲在天之灵,知不知道?

  接着日寇犯湘,我只得另谋出路。趁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之际,我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与鞭炮声中,经湘入黔抵修文县,加入了青年远征军二零五师一个以益阳知青为主组成的机枪连。在那里取得了与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地下联系。从而将我写给父亲关于母亲此时的悲情长信,转到了延安。这中间的联系人是何其芳。从此有半年多的相互通信,未曾间断。二○五师一直驻修文“阳明洞天”附近,没有挪过地方。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什么是普世欢腾的爱国热情。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立即奔走南京,带着他的信去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适逢国共又一次和谈。美国马歇尔从中斡旋。每周固定一架飞机在南京与延安之间往返一次。有一天原本安排了我的座位,偏偏那天通知我时,我游中山陵去了,座位让给了别人。命中注定我在继续等待下一趟飞延安的专机时,恰巧父亲也到了南京。他在办事处知道我在南京,便立即来找我。那时我住白下路表哥胡有萼家。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院子里散布着外交部门的家属成员。打赤膊,著短裤,拍蒲扇,赶蚊虫,说着闲话。忽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胡有萼。他显然是目标明确地发现了我,而我定睛于他后顿时生出了意外的喜悦。难道是我父亲突然来到?!黄浦江边分别时我不到七岁,而此刻我十八岁了。父亲,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一阵兴奋,便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后面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正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顷刻间相互证实了各自的判断,凭乡音凭相貌也能做出的判断。他便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这次父子见面后,我几次去南京新华书店楼上父亲的暂居处。而他们此行南京,是美国邀请中国学者去美国讲学。国共两党各组团应邀参加。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正在办理出国手续。这段时间内,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以便从上海坐船北上,走张家口先解决上学问题。我便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回益阳,找到两个弟弟,还有堂姊表兄等等,一起赶到南京。而父亲头天已去上海。他在表哥处留下的两个地址是上海的邓颖超与章汉夫。当我们赶到上海新华书店章汉夫所在地,又是头一天父亲已北上张家口。原来应邀去美国讲学的共产党三人小组被国民党卡住,这才折回北方。在上海我们男孩子住朱葆三路新华书店楼上,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进步书刊。女孩子住静安寺路周而复家。开始等章汉夫为我们买船票去天津。当时的局势是国共合作又一次破裂,北方打起来了,船票没有买成,而且保证不了我们前去的安全。在章汉夫的多方劝说后,我们只得再回益阳。从此又断掉了与父亲的联系。

  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秋。我与原在青年军结识的益阳朋友周一萍等五人,从武汉北上,在驻马店化装为商人穿过封锁线到了刚解放的许昌。我与周一萍加入了当时的刘邓大军。军区立即与我父亲联系并特许我再扮商人模样回益阳把弟弟接到解放区来。于是我又一次穿越封锁线回益阳把两个弟弟,两个表妹,还有好友蒋力田等一行六人带回军区。按父亲的安排,我们六人继续北上到北平分头转入华北大学与育才中学。当我兄弟三人终于在北平见到父亲时,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啊!”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上世纪80年代在医院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我六岁以前的日子里,我记忆中的父母之间,只有爱与和谐;在我已经60岁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人道主义思考的普遍真理性。我父亲压根儿就是个人道主义者。(2007年3月7日·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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