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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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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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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点将，薄一波出任中财委副主任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及常委会。薄一波被指定为党组干事会成员，和陈云一起，分工负责联系财经方面各单位中的党员。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财委领导机构，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陈云从东北调到中财委来主持工作。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了确定中财委的领导人选，毛泽东亲自找薄一波谈话，要他到中财委任副主任，协助陈云工作。当时，薄一波还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无法脱身。毛泽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他对薄一波说：“那你就把华北局搬到中财委去办公嘛！”此后，薄一波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兼顾华北局工作。
中财委是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1949年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薄一波的主要精力也就转到了中财委。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稳定金融物价，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打垮投机分子。
几番金融物价的斗争，中央政府取得了胜利。但这仍旧是暂时的，隐患还没有完全消除，因为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因此在1950年初，物价逐步稳定之后，中财委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即开始全面铺开。统一财经，主要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入，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此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
至此，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政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对陈云的理财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薄一波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多谋善断。毛泽东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薄一波又重复讲了一遍。毛泽东听后没有说话，顺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薄一波问道：“您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表示认同。
薄一波协助陈云取得了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一个个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薄一波出任政务院第一任财政部部长。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财委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了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建国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经济破败的烂摊子，战争又尚在进行，新中国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状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财委负责全国经济的组织工作。在当时，中财委聚集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专家，例如马寅初、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书城、梁希、朱学范、孙越崎、钱昌照、孙晓村等。薄一波根据毛泽东关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各方有识之士，共襄国是。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薄一波和中财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共同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财经战线上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中财委在陈云、薄一波等人的领导下，又抓了共和国经济史上的另一件大事――调整工商业。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公私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1950年4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党组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薄一波在会上发言谈到：“关于公私兼顾的问题，中财委系统研究不够，……1949年为平衡收支，征税有些重，加上其他方面的缺点，资本家叫得比较凶。我们自己没有什么经验。”陈云发言说：“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这次会议决定中财委的工作要把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上，首先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工作。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研究从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到1950年下半年，随着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的实施，全国的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1951年1月，陈云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总结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时指出：“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是加工订货，一是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的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薄一波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总的看成效是大的，特别是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那次调整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1951年4月9日到5月10日，薄一波对上海工商业的情况作了一个月的考察、研究，发现私营工商业存在的问题还不小，需要继续努力解决。回京后，薄一波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金融物价斗争即告一段落，从此新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陈云曾对中财委这一段工作进行过总结：“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薄一波也说：“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是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
到1953年初，我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毛泽东下决心把几个大区的领导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中财委领导的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按性质划作五摊来管，其中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仍由陈云分管，薄一波和曾山、叶季壮等几位原中财委的同志协助。五个方面的工作，对外都用中财委的名义，但每个方面的工作都是相对独立的，带共同性的问题举行联席会议解决，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把它称为‘五口通商’。”
1951年底，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反”运动。薄一波受命担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主持“三反”工作。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毛泽东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决心予以严惩。针对有些同志的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不久，党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上海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和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从暴露出的情况看，上海不法资本家的非法活动相当严重。上海的“五反”斗争搞得如何，直接关系着这一运动乃至全国经济工作的全局。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派薄一波去上海抓这项工作。在华东局的领导下，薄一波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从1949年7月到1954年9月，中财委在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既是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决策机构，又是决胜于战场之上的指挥机构，出色地发挥了中央所期望的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作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各部由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直接领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行结束。对于薄一波在中财委的工作，陈云给予了高度评价。1982年，在编辑出版陈云1949年至1956年文稿的时候，陈云特别嘱咐编辑人员要在后记中说明，他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陈云特别提到，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陈云的领导下，薄一波学到了很多东西，获益匪浅，他曾回忆说：“建国以后，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我们在中财委一起共事数年。从那以后，我所参与的党和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大都是在陈云同志直接或间接指导下进行的。我深深感到，从陈云同志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深具智慧的东西，终生受益。他既是师长，又是益友，每念及此，感佩良多。当年中财委给中央的报告，很多是陈云同志自己动手写的，但他总是坚持要‘陈、薄’共同署名，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之间所凝结的情谊。”
薄一波与“新税制风波”
1953年初，随着“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中央重新部署了中财委的工作，并明确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中财委主任。在中财委，薄一波除协助陈云主管中财委全国工作外，同时分管农业、水利和林业等部门。薄一波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看能否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有好的政策，做好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工作。当时，薄一波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1952年12月18日，他就乡镇摊派名目繁多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针对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各地在大兴土木中存在乱砍滥伐等问题，1952年11月25日，薄一波在林业部党组的有关报告上批示：“为了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今后必须有目的地有计划地营造各种效用的森林。”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的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在薄一波的主持下，财政部拟定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方案经周恩来总理逐字逐句修改。1952年12月26 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方案，于1952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决定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薄一波将新税制不同于旧税制归纳为两点：一是保税，二是简化了税制。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还配发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北京等地纷纷向中共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等问题，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不久，在财政部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毛泽东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让薄一波等人大感意外。1953年6月至8月，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薄一波就新税制问题进行了检讨。而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会议偏离了方向，并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斗争”。高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统统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会上批判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在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检讨，但还是过不了关，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由于高岗的干扰，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的会议，让周恩来无法主持会议。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说：“一波同志在中财委做了很多事，即令是事务，也是工作，如果没有人挡住事务，中财委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薄一波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做了。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
面临误解和批评，薄一波一时思想难以接受，产生了到下面工作的想法。毛泽东听说后找到他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毛泽东还说：“中财委的工作，陈云同志在，你做百分之九十，陈云同志不在，你做百分之百。有了错误，不批评你批评谁？”毛泽东勉励他说，“受了批评，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还可以再想。你现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谈一谈，找朱德、彭德怀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以谈谈嘛！”薄一波表示：“两位老总那里，我一定去谈谈。”毛泽东最后鼓励说：“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毛泽东对我的关怀、鼓励与帮助，让我终生难忘。”
受新税制风波的影响，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免除薄一波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由薄一波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时间，高、饶问题被揭露出来，财经会议“批薄射刘”风波最后真相大白。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等人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一见薄一波就说：“财经会议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毛泽东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难以解除。”
被毛泽东亲切称为经济战线的“四大名旦”
薄一波是新中国一位重要的经济领导人。1954年9月，薄一波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按照当时分工，国家计委负责长远计划，国家经委负责年度计划。在全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薄一波努力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都认为要反对和纠正冒进的倾向。
1956年初，毛泽东从杭州回来。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为准备八大报告，少奇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兴致很高：“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给我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样，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三十四个部的汇报。薄一波参加了这次汇报的全过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周恩来也很关心这次汇报，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薄一波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汇报的情况。这一时期，周恩来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周恩来带着薄一波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多、快、好，提得好”，并且指示薄一波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又加了一个“省”字，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安排，薄一波在大会上就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探讨了若干重要数量界限即比例关系问题。他说：“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这一观点，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将这一认识成果写进“八大”的决议。
在中共八大上，薄一波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薄一波积极贯彻这一方针。1962年1月，薄一波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并被中央指定为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他赞成在报告中对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充分估计，并对经济建设中“跃进”的提法，提出批评意见。在七千人大会上，薄一波努力贯彻会议精神，指示国家经委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检查，并于4月7日在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总理报送了总结报告。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薄一波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四位副总理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61年，薄一波受命主持起草《工业七十条》，邓小平给予了他大力支持。在极左思潮的环境下，薄一波提出“政治挂帅要落脚到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1966年的全国工交会议上，薄一波的观点遭到围攻、责难，邓小平再次对他表示支持。
1966年9月，薄一波在家中跌伤，中央批准请假六个月。此后，他被批斗、“监护”达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1月，所有的阴霾都结束了。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征求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接着，党中央决定薄一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要求薄一波在改革上做出成绩来。薄一波走马上任，立即投入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之中。已经年逾古稀的他几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各地调查，从山西到内蒙，从湖北到江浙，他深入厂矿，深入基层，风尘仆仆地考察座谈，听取各种反映和意见。
对办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薄一波满腔热忱，从一开始就给予大力支持，他也是最早在特区考察的领导同志之一。在1981年11月之后，薄一波先后数次去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考察。
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着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个重大举措。薄一波受命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长达十年，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胜利完成了中顾委的重大历史使命。其间，薄一波还受命处理若干重大问题，在辅助邓小平开创改革大业、统一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2年10月，随着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而不再设置，薄一波也从中顾委副主任的位置离任，从此淡出了公众的目光。然而，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人们并不因他的淡出而忘记他。薄一波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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