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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 (3)
王龙
2007年05月23日08:5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贺诚就任“瑞金司令”。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队伍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司令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弱医生,看看他们是如何行军的吧:队伍中有医院、卫生学校、药材厂以及中央机关的妇孺老弱。几百担架、上百匹骡马、背刀的小伙、拄棍的老人……这是红军长征初期坛坛罐罐搬家似行军的一个缩影。贺诚率领着红军总卫生部一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特种部队”,步履艰难地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与其说是“司令”,不如说是个“大管家”、“大保姆”。如何让这支庞杂笨重、人数众多的队伍尽量避免敌人从天空、地面发动的袭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是贺诚每天都绷紧神经考虑的问题。

  最令贺诚揪心痛苦的一件事情是长征途中出生的红军后代。在苗区,贺子珍临产了。苗人风俗不准许外人在他们的部落里生孩子。贺诚找到他们的头人耐心交涉,最后不得不答应在他们的门上披红挂彩“冲晦气”。孩子出生后,留下二十块光洋交给当地群众就走了;女红军陈慧清临产时,敌人已追了上来,又遇上她难产。枪声越来越近,接生的医生满头大汗,负责中央纵队警卫的红五军团团长说:“慢慢生,我们先把敌人顶住!”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只能在襁褓里塞上几块光洋,留在原地,抬上产妇就走……

  这些英雄的母亲,何曾没有一颗慈爱的心啊!然而战斗实在太紧张了,她们坐在担架上说一声“我们快走!”,便继续行军。每当这个时候,总卫生部长贺诚总是拍着肩轻轻安慰她们,陪在她们身边精心嘱咐医务人员照料产妇。而他自己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却留在了江西老区,生死未卜。

  除此而外,长征中贺诚一手握着针筒,一手还拿起了枪杆。医生变成了指挥官,这也算是长征的一个创举吧!

  后来历经战火考验,贺诚也变得老练了。长征途中屡涉险境,红军许多机关部队都被冲散了,总卫生部也多次突遭强敌袭击,甚至面临被“包饺子”的灭顶之灾,贺诚都沉着指挥,机智突围。只要远远地一听枪声,他就能判断出来袭之敌是老兵还是新兵,是一个团还是一个营。

  1933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和李先念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向荒远的川康地区退却。红军过了大雪山后,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行进,总卫生部编入张国焘的左路军。

  9月,张国焘再次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张。党中央多次恳切致电张国焘,均遭拒绝。9月下旬,他竟然重新将左路军经草地带回。朱德、刘伯承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张国焘极为恼怒,派人监视朱、刘行动,连他们的马也给偷走了,造成行动困难。后来干脆连电报都不让看了,事实上已被软禁。

  形势日益严峻,到底站在哪一边必须作出抉择!在阿坝,张国焘策划的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贺诚代表总卫生部,拒绝出席。

  作为红军的总卫生部长,贺诚公然对抗的态度令张国焘十分恼火,他要给这个不服管的家伙一点儿“颜色”看看。

  在阿坝,对贺诚的斗争揭幕了。

  一天晚上,专门开了一个斗争贺诚的会。会上,一些人凭空捏造罪名,蓄意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说贺诚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工农分子,耍臭知识分子脾气,支持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已全是一片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在场的一位一方面军的干部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激动地说:“你们这样斗争,只会被反革命利用!”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张国焘的人子弹立马上膛了!空气顿时窒息般紧张,贺诚危在旦夕。

  一旁的刘伯承见势不好,忙说:“今晚的发言我看差不多了,还是请总政委作指示吧!”

  张国焘这才干咳两声,将贺诚含沙射影地严词指责一番,宣布散会。

  事后,朱德、刘伯承反复叮嘱贺诚:“他(张国焘)还是打着红旗嘛,你们对他不要碰硬,要做细致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影响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随便说话,不要感情用事,也不宜常往来,要避免嫌疑,不要授人以柄。”

  在这种情况下,贺诚告诫总卫生部的同志:少说话,不发表什么主张,不随便议论。不求他们,也不得罪他们,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

  尽管如此,张国焘对贺诚还是放心不下,派了六名带短枪的战士监视他,还美其名曰“为了你的安全”。

  1936年10月上旬,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南下失利也宣告了张国焘分裂路线的破产。为了彻底粉碎张国焘危害红军的阴谋,朱德、刘伯承派贺诚以领药为名,先去保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张国焘的图谋。

  大反攻在即,他日夜操劳,振臂高呼:一切为了伤病员!新中国成立,贺诚第四次同时兼任军、地卫生部门工作

  1936年11月,受毛主席委派,贺诚以医生身份送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

  长期过重的心力负重,严重拖垮了贺诚的身体。多年来,从中央根据地到两年艰苦长征,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到伏尔加河大平原,贺诚一路救死护伤,废寝忘食,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瘦得只剩五十公斤了!

  在苏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贺诚一边治病,一边学习。虽然这里的条件比国内好多了,但抗战正急,烽火连天,贺诚无时不渴盼早日回国效力。

  1947年,贺诚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祖国,任东北军区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

  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严重威胁着部队。因冻伤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大量发生。为了让指战员们尽早奔向杀敌战场,在辽沈决战前,贺诚日夜奋战,响亮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这一口号。同时,总卫生部下发了开展突击治疗两个月,争取让大批伤员重返前线的通知,提出“村村设医院、户户作病房、人人当看护。转送线长,治疗不乱;伤病员多,管理不乱”的方针。在贺诚的领导下,总卫生部还拟制了《野战卫生勤务条例》,详细规定了连、团、师、纵队到后方医院分级治疗、阶梯治疗等新方案,极为有效地促进了战时医疗保障的完善,为保证辽沈战役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野入关时,除留在东北军区的卫生机构外,仅后方医院就带走四十余所,仅此一点,也可见贺诚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

  这一时期,他亲自规划和领导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领导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消灭鼠疫、天花、霍乱、白喉四大烈性传染病,以及创建城乡基层卫生保健组织等工作中都发挥出了令人敬佩的才能。他提议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持制定了军事医学科研方针,全面展开研究朝鲜战场上美军针对我的毒气战、化学战。其中,中国卫生工作发扬至今的“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尤其是贺诚的突出成就。在新中国卫生系统,贺诚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令人莫不肃然起敬。

  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正当贺诚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

  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

  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

  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

  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

  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

  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

  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

  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陈毅同志亲笔写下证明:“我可以证明,贺诚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同志亲自接待贺诚专案组,口述了他的证明:1930年贺诚主持的军委长江五省总交通站被破坏,是由于叛徒出卖所致。贺诚随机应变,脱离了危险境地。总交通站被破坏没有暴露党的其他组织和人员;

  王稼祥同志也证明贺诚1936年去苏联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苏蒙的历史是清楚的。

  找罪证,却找出了贺诚一系列光荣的历史。邱会作看了材料,气急败坏:“贺诚专案组不是在办专案,而是在办‘转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然而找不出有力证据,邱会作不得不恢复了贺诚的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补发了降为战士期间的工资三千多元。贺诚将这笔钱全数交了党费。同年十月,根据林彪的十号命令,贺诚被遣送到太原北郊土堂村。

  贺诚独对孤窗,寂然如水。他只有等待,在文革遭难的困厄中,他从容不迫又激情满怀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多少刀光剑影,多少颠沛流离;多少欢欣失落……最终,他还是在时间的路口等到了正义,足以告慰20年的冷雨寒风了。

  邓小平同志生前对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传是很不提倡的。但是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欣然命笔。这是对贺诚再次无言的肯定。

(《炎黄春秋》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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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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