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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财经战线的“神来之笔” | ||
| 熊亮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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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党谋财上海滩 陈云为党谋财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１９２５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１９２９年８月，他到江苏省委工作。除了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农运动，陈云还担当了一项重要职责—审查党内的财务。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革命者除了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搜捕，还需要操心生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从共产国际得到一些资助，但数量非常有限，必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但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来源极其困难。很多党员是抛家舍业来参加革命的，根本就没有收入，不但交不起党费，还需要党组织帮助其维持生计。有的党内掌握经费的动摇分子甚至卷款潜逃。 经费不足，对开展党的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审查帐目，按月结算，并要签字为据。而且规定，十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省委常委来核定。 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党中央特科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顾顺章熟知的许多秘密机关、人员、方法不能够再用了，工作一度陷入停顿。陈云在这种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 陈云处变不惊。他在上海活动多年，认识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叛变后，整天带着特务搜捕认识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沉着应付，以过人的机敏坚持了下来。主持特科后，调整内部组织，安顿中央机关，惩处叛徒，重建情报关系，迅速使特科重新发挥了令敌人胆寒的威力。除了做好保卫中央的工作，陈云还兼顾着党的经费工作。 向忠发叛变后，不但供出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中央特科负责人，还供述说：“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当时，苏区成为党中央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忠发向敌人出卖了这个重要渠道，并不能难住陈云。他改变了经费收支和周转渠道，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 章秋阳是陈云的老战友，原名章郁庵，１９２２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陈云相识，并一同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通过其二哥，著名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成为商界一个活跃人物。章秋阳到特科工作后，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此外，陈云还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４０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４０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当时，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是“公司”的“书记”，代号是“先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煤铺的帐房先生。谁会想到，一个其貌不扬、总在一角拨拉着算盘的帐房先生，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呢！ “偷梁换柱”稳定边币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此前，边区处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严密封锁下，经济十分困难。又由于工作失误，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波动。先是边币发行失控，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为了压制物价，边区银行停止边币发行，这样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经济陷于“休克”状态。陈云得知自己要去管财经后，从１９４３年底开始，作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他认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为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 过去，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帐；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陈云上任后，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２日，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关于银行资金、放款等几个问题的决定》，规定汇款要收汇费，放款要收利息，建立有借有还的正规信用制度。５月１４日，陈云同贺龙致信边区银行负责人，通知他们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从银行借款后到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第二件大事是正确处理边币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边区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包围之中。虽然边区政府早在１９４１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５月４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并不容易摸清楚，边区历史上就为此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有的人认为边区经济有了发畏，财经部门又掌握有必要物资，发票子也不要紧，面对法币进攻只要固守边币汇率就行。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他认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发，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一）边币的发行要有法币准备金。（二）边币币值的稳定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法币之上，必须相应地掌握影响物价的重要物资。（三）边币币值暂时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稳定在物价上，必然拉动边币牌价，使公家的法币被搞光，这是不聪明的。后来，陈云还把边币与法币这种又独立又服从的关系，称为“七分服从，三分独立”。 缕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后，陈云很快就找出了解决边币发行问题的办法。５月１０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流通范围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在边区内发行一种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达到驱逐法币效果，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的商业流通券。 ５月２３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１９４４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消除通货膨胀的“中国奇迹” 抗战胜利后，陈云赴东北，领导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三大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在即。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高岗、陈云电，严令正主持东北财经工作的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 周恩来如此急迫地要陈云来北平，是因为急需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对付通货膨胀引起的市场剧烈动荡。 陈云对通货膨胀也是痛恨的，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看条件成熟不成熟。２月１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周恩来派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赴北平，找陈云请教货币发行方针。陈云认为，货币发行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要准备发大面额钞票，物价应按每月上涨２０％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３０％。 ２月９日，陈云同罗荣桓等顶风冒雪，从北平坐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周恩来当面就人民币发行问题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 周恩来若有所思，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显然周恩来对陈云的主张是赞成的。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周恩来推荐调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得到毛泽东首肯。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将星云集，而财经人才相对缺少。陈云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根据地主持财经工作，崭露头角，因而备受周恩来倚重。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３个月。在这期间，由于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机关在七届二中全会后离开西柏坡，于３月２５日进驻北平。５月１３日，陈云急赴北平，就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摆在陈云前面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淋弹雨。由于人民币发行量猛增，货币迅速贬值。投机资本有了可趁之机，先后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７月、１０月和１９５０年２月掀起４次物价风波，使人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稳住局势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说：“共产党军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经济打０分。”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１９４９年４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５月中旬，物价涨风平息下来。 （《内蒙古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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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责任编辑：王新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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