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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是何时会见鲁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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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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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陈庚的会见是一次还是两次，鲁研界向来有争论。本刊9月11日曾发表倪墨炎文章《关于鲁迅与陈庚的会见》，本文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索。作者注重以长征中的作战记录为论据，这在方法上也给人以新鲜感。 ――编者
陈赓和鲁迅有过一次会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冯雪峰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说是1932年的“大约夏秋之间”。1974年他在回答包子衍的信中说的也是“1932年秋夏之间――或夏末――的某一天”，甚至把记忆中的印象说得更具体：“只记得是热天，但不是梅雨天，天却还很热，可是我已不能确定月分――7月还是8月。”
楼适夷却不同意这说法。那天是他陪陈赓去鲁迅家的。他记得，那天天气并不很热，至少已入秋凉。他在1976年4月8日写给黄源的信中说，这事在秋天，绝不是夏天。在这信中他举出了两个证据，一是陈赓的衣着，穿的“是灰色的线呢（布料）单长衫，绝不是热天所穿”。二是他们从鲁迅家告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饭后大概是七八点钟了，上海如在夏间，一般七点钟天还很亮，但我们告辞出门时，天色已黑。这也可证明已绝非夏天。”他确凿地记得，已经是秋凉时候，而冯雪峰的说法，是“大约夏秋之间”，“或夏末”，“热天”，“天却还很热”。为什么说的和他记得的完全不同呢？他认为冯雪峰的记忆力一向是好的，就不从冯也可能会有误记这方面去想。为了调和这两个互不相容的说法，楼适夷就作了这样的解释：陈赓曾经两次会见鲁迅，第一次就是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的，时间是在夏秋之间；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他所参与的，是第二次。他在1978年，就以《鲁迅二次见陈赓》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
现在我可以这样单独肯定，鲁迅先生与陈赓将军的会见，是二次而不是一次，第一次在夏季，陪同会见的有朱镜我和雪峰同志，第二次则已入初秋，由我单独陪去，现在遗留下来的一张草图，是第二次会见时绘制的，不是在第一次。
楼适夷这个解释却是不对的，这是他为了辩护冯雪峰的误说而增添的一个新的误说。这只要查明陈赓到上海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并不存在所谓在“夏秋之间”的第一次会见。楼适夷本人参与的，并不是他所说的第二次会见，而是鲁迅陈赓惟一的一次会见。
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的记载，陈赓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是这样：
[1931年]9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团长。同年11月至1932年8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负伤后，秘密赴上海就医。1933年3月被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胡山寨”，另一资料写作“扶山寨”。当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恶战。《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32年9月1日”条的记载说：
红四方面军在檀树岗地区稍事休整后，留下第十师于檀树岗、七里坪地区阻击南面之国民党军，总部率主力北上。但刚到达新集以北，国民党军陈继承即率四个师由西面赶来，总部令方面军在扶山寨地区迎头阻击。本日，击退陈继承部的试探性进攻。第二日，又击退陈继承部二个师的进攻。5日拂晓，陈继承部再次向红军猛攻，红军与陈继承部展开激烈肉搏，阵地数次失而复得，给陈继承部大量杀伤。后因北面张钫纵队、南面卫立煌纵队先后赶到，红四方面军遂向皖西转移，新集被国民党军占领。此后，商城、金永寨、麻埠、英山、罗田等城镇也相继失陷。（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二册，第2053页）。
可知陈赓是在9月1日至5日这几天里负伤的。
红四方面军在遭到这次挫折之后，接着又于10月8日在黄安（今红安）河口地区同敌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这场混战中，我军伤亡逾千；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约为我们的两倍，这样才抑制了敌军的猛进。”（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就是在这一场战役中阵亡的，也可见这一场恶战的激烈程度了。为了摆脱困境，在转移中就不得不轻装。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说：
我们向全军解释，打回鄂豫皖区既一时无此可能，便只有向西寻据新的根据地。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干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负伤的陈赓，就是在那时离军赴沪就医的）。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得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第307页）
可知陈赓是10月8日以后的某一天从鄂豫皖前线动身前往上海的。冯雪峰说的他同鲁迅的会见是在夏秋之间，显然是误记。夏秋之间他还在前线作战哩。不但路上要走一段时间，还可以设想，他不会是一到上海马上去同鲁迅会见的。他先得医治受伤的腿。要治愈到能够同正常人一样在街头行走，不致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个伤员，总得要一段时间。再说，上海的同志们把他说谈的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油印出来，送请鲁迅去看，安排同鲁迅的会面，也得要时间。那么，这次会见，就早也不能早过十月下旬，或十一月的。也不会更晚许多，更晚陈赓就得穿着冬装了。可见楼适夷回忆的“秋天”，是合乎事实的。
也有人提出，还可能更晚一些。因为陈赓本人说过，“他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因而认为这次会见是他被捕前“不久”的事。而他是1933年3月24日被捕的。“不久”以前，这次会见，会不会是在3月上旬呢？这样就把楼适夷的“秋天”一说也推翻了。不过我以为，“不久”是个弹性颇大的词汇，几个月也可以说作“不久”的。而在说这事发生在1932年这一点上，楼适夷和冯雪峰并没有分歧。如果没有更多的、更直接的证据，我对这个“三月上旬”说就只好取存疑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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