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效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决议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