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全国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学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下列几项新的决定：

    （１）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２）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３）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４）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５）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６）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