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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凤翔:和谐社会借力全球经验 | ||
| (2006.10.23) | ||
|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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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中国则在研究借鉴国外的和谐社会经验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作为党际交往的主要平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为这一工作的主阵地之一。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两年间，中联部以两大专题报告为核心，将国外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教训介绍到高层，对高层决策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并成为有关部门和地方相关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党际交流尤其是高层互访中，和谐社会建设亦成为不可或缺的交流内容之一。 中联部副部长陈凤翔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尽管不一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但如何致力于社会和谐，是所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开拓的精神，主动借鉴和汲取他国的经验和做法，准确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规律，有益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加强国外社会建设研究 中联部一直重视调研工作，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和中央关注重点，确定调研的具体课题。 陈凤翔副部长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随着和谐社会地位被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中联部对国外相关问题的研究亦越来越重视和深入。 2005年1月，中联部设立了“国外构建和谐社会的做法与启示”课题组，集中全部调研力量，经过大半年努力，形成了一篇综合报告和23篇分报告，从宏观执政理念、微观政策设计和具体实践操作等视角，介绍了一些国家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教训。该报告在去年五中全会前完成，并提交中央。 今年初，中联部又成立了“国外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课题组，组织部内调研骨干力量，完成一篇综合报告和22篇分报告，从7个方面介绍了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该报告于六中全会前完成，成为一些部门和地方工作的参阅资料。 此外，中联部下属的研究室在近期还专门配合六中全会，将政党研究与和谐社会联系起来，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为经线，以国外不同类型的执政党为纬线，完成了“国外执政党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做法及启示”的研究。 陈凤翔介绍，为获取国外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主要做法的第一手资料，提高相关课题的研究质量，去年中联部派出考察小组分赴北欧、拉美等地区，专门考察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 同时，在我党代表团出席相关国家政党党代会时，也穿插了对这些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经验教训的考察。如去年7月，中联部组团出席马来西亚巫统党代会并顺访新加坡、泰国时，就把对和谐社会的考察列为代表团的任务之一。 “在党际高层访问中，我们也越来越注重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做法的经验分享和问题探讨。”陈凤翔说。在今年越共领导人的来访中，两党领导人就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交流。 陈凤翔表示，对国外经验教训的研究借鉴，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在对比中产生启发，在理论方面探讨规律性，政策上则注重可操作性。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特征和总要求之一，中央多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六届六中全会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在中联部对国外情况的研究中有突出的佐证。 陈凤翔副部长介绍，多数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政策，形成“一个国家，两重社会”的局面，引发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了“对改革进行改革的阶段”，将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从完全关注效率转向关注效率与公平，取得了一定成效。 陈凤翔说，能否不断增进人民福利，有效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生活有保障、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是衡量社会建设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各国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基本职责。 最能充分反映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领域莫过于收入分配。陈凤翔介绍，许多国家通过经济立法、政策引导、行政干预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低效、贫困的社会公平毫无意义；只注重效率，长期忽视公平，也会导致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和缓解，积重难返，破坏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陈凤翔说。 及时调整执政理念的下一步，就是建立健全与落实相关制度。六中全会强调“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以民生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是国外和谐社会建设的共同规律。 陈凤翔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最为基础的公平制度之一。 中联部在这方面着重研究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瑞典、芬兰、德国、法国等北欧、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覆盖广、层次高、功能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全面而广泛的福利网不仅保证了多数公民的社会安全和生活福利，也使部分社会困难群体避免陷于孤立无助的困境，对社会稳定与和谐起了积极作用。 在谈及欧洲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目前面临的挑战时，陈凤翔认为，“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中国在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应注意什么”。 经过对新加坡的研究，中联部介绍与西方福利式的社会保障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即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自助原则，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要建立一个“更有温情的社会”，对那些“较不成功人士”给予更多的照顾。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虽比较晚，但大趋势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陈凤翔介绍，在社会领域“欠账”太多而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多数国家采取“聚焦法”，集中有限资金重点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此外还加强各类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把扩大就业作为减贫的主要途径。 在容易产生“不和谐”的另一突出领域——教育方面，一些国家从促进社会公平、保证机会平等的角度出发，强调教育公平，实行免费或低费教育。陈凤翔副部长介绍说，在瑞典、挪威等国家，“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建立公正有序社会的基本条件”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并充分反映到教育政策之中。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公平正义被视为和谐之根本，而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则是消除不和谐的重要手段。 陈凤翔副部长表示，资本与劳动、脑力与体力、富裕与贫困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对立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家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努力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和法律轨道上调解纷争、缓和矛盾。 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时，一些国家注意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有的国家还建有法定的全国性咨询机构，如法国的“经社理事会”、南非的“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等。陈凤翔说，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汇总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协商、对话使各方面的利益与呼声得到表达，努力提高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尽量避免因决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南非、新加坡等国还有“民众对话会”、“民众联络所”等现场办公方式，行政官员和议员与民众开展对话访谈，努力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德、法等西欧国家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化解劳资冲突：一方面通过制定工会法、职工参与决策法、劳动保护法等提高工会地位，保护职工利益，另一方面制定劳资协议法，推动双方建立协商谈判机制，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就工时、工资、劳保等重要事项达成协议，以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在协议不成时，大多通过法律机构解决，如德国有劳工法院和福利法院，前者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后者负责受理所有社会福利方面的纠纷。 陈凤翔还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公共安全问题呈现出突发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只有加强引导和掌控社会舆情，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才能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他介绍，国外在这方面的主要理念和做法有：政府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加强民众防范危机的能力；加强信息管理，重视引导社会舆论，尤其在危机管理中，组织媒体扮演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有效引导社会舆情；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尤其是中枢决策系统的建设，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和预案，积极引导民间组织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有益作用。 加强文化和政治认同 陈凤翔副部长说，和谐社会不仅要有“硬”制度作支撑，还要有良好的软环境。 中联部通过国外情况的调研发现：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往往伴随着诸多危机，其中突出的是共同价值观的丧失、社会心理的失衡和政治认同危机。没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就建设不了和谐社会，要在全体成员之间培育共同遵循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粘合剂和精神纽带。 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社区文化、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建设和培养。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重视家庭在社会和谐中的功能。政府颁布了《老人问题报告书》，建立为老年人提供社区照顾及援助的“乐龄之家”。新国会还通过了经全民讨论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有的新建国家着重加强国家意识的塑造，如以色列从1959年开始实施“强化犹太意识”计划，通过常年进行大屠杀纪念和参观博物馆等教育活动，增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犹太群体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忧患意识。 陈凤翔说，对于如何从文化和道德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秩序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述，不同的国家因理念有别而各有侧重。西方国家注重培养公民精神，注意使用人性化教育方式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引导和教育，往往强调统一的思想价值观和约束作用。 比如，法国初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而不是生产者，基本任务是塑造民族精神，促进民族统一。美国学校教育目标也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能对国家尽到责任和义务的“责任公民”。 陈凤翔介绍，加强道德教化，倡行文明礼仪，净化人际环境，建设文明社会，是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除学校外，宗教也是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渠道。如泰国政府鼓励佛教僧侣进入学校、家庭和社区，宣讲佛教教义，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越南共产党在十大政治报告中主张发扬仁义与宽容的传统，培育坦诚与互信的精神，同时强调发挥宗教的作用，提倡发扬宗教美好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做到“俗教俱佳”。 社会建设须社会共建 中央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陈凤翔副部长说，发挥社会力量自主地参与社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在许多国家，政府不断下放权力，鼓励地方、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建设，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建设格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公共行政改革潮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和职责的同时，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不断发展民营化，推进社会管理的市场化改革，最早开始于邮政、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而后扩展到一般公共服务。越南政府最近几年也将某些公共服务有条件地社会化。 陈凤翔介绍，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力量是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是联结政府和民众的纽带，具有调节社会矛盾冲突、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重要功能，此外，市民社会提倡和塑造各种价值观和文化品格，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和导向。 这一理论从西方发轫，目前已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后者一方面重视对非政府组织的掌控和规范，另一方面逐步发挥它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陈凤翔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非政府组织采取既支持又限制、既合作又监督的政策。许多国家制定了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赋予它们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乃至公共决策等方面一定的地位，通过项目运作、人员互换和培训、信息交流与共享、政策建议与监督等方式，发挥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尼泊尔的小农发展项目和印度的自我就业妇女协会等都积极参与地方发展，对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凤翔还指出，社区是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一些国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并十分重视发挥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一些西方国家的宗教组织如慈济会、基督教青年会、犹太青年协会等积极倡导守望相助、人文关怀的社区文化，成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为老人、孤儿、残疾人及无家可归者提供义工义诊、冬令救济、急难救助等。 此外，美国的《授权区和事业社法案》、英国工党的“社区战略”、澳大利亚的“强化家庭和社区战略”、日本的社区基金会、墨西哥的居民自治组织协商委员会和居民协会等，都在中联部调研的范围之内。 陈凤翔认为，国外的上述做法，对我国“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
| 来源：中联部网站 | （责任编辑：盛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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