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出现团伙化专业化趋势

　　今年，全国“扫黄打非”取得重要成果。１至６月份，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６７３９．２万件，其中盗版出版物６０３３万件，在这些盗版出版物中，盗版图书７５４．３万件，盗版音像制品４７０６．６万件，盗版教材教辅读物２６５．５万件，盗版软件及电子出版物３０６．６万件。“成绩固然喜人，但更重要的是从成绩中发现问题。盗版数量如此巨大，说明当前出版物市场盗版以及其他非法出版、销售活动仍比较活跃。”柳斌杰说。

　　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盗版、非法出版物的印制、储运、批发、销售活动正向团伙化发展，而且手段比较专业。“正因为如此，盗版分子能够打着出版社的旗号在各图书展销会推销、征订盗版出版物，甚至有的盗版图书音像制品能够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正规国营书店的货架。”随着盗版分子日趋专业化，从纸张、印刷、包装，乃至发货用的封条、包装袋，都能做得和正版产品毫无二致，有的盗版图书就连出版社的专业人员也很难一下子辨明真伪。“有一次，为了搞清楚是不是盗版的，出版社的人不得不把正版和盗版的两本书全拆开，从用胶工艺上分辨盗版和正版的区别，”这给依法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难度，也给群众和业者识别盗版造成很大困扰。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盗版分子一改过去的个体行为的小打小闹，发展出团伙化尤其是家族式团伙化的趋势，盗版的数量规模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有所增大。”以今年湖南长沙破获的“１·２８”贮存盗版图书案为例，该案案值很大，其投资来自一个家族的亲属圈。有关部门在被捣毁的４个仓库中，共查获涉嫌盗版图书２６８种，约６２７０００册(套)，码洋约２０３２万元，涉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财经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国内２１家出版单位。此案是我国开展“扫黄打非”斗争２０多年来破获的案值较大的案件。 “由于是一个家族，所以盗版犯罪分子的口风都比较紧，办案人员很难获取有效信息，而且还要提防有人通风报信。”

　　柳斌杰说，在高压态势下，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一是改变了“一条龙”的传统做法，改为通过中间人“单线联系”。二是“老板”大多从第一线转向幕后操控，“游离”于案件之外。三是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反侦查意识不断提高，作案的高智能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给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带来很大难度。四是企图利用人情网、地方利益等各种关系，干扰办案。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性，及时采取应对之策。

　　查办大案要案是重要斗争手段

　　“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仅１至６月查办的大案要案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柳斌杰说，“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实践证明，查办大案要案是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的重要手段。”

　　湖南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查办一起大案要案，往往就能确保一个地方两三年内不出大事，这是个规律。”长沙“１·２８”贮存盗版图书案查获仅３天，全国“扫黄打非”办的同志到长沙最大的定王台图书市场暗访，发现几家批发教材的摊点空空的，老板说，“最近公安部和全国‘扫黄打非’办打掉了上家，我们没货可进了。”大案要案的破获不仅打掉了盗版的重要生产源头，而且重创了其经济实力，使其短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极大地震慑了盗版分子的嚣张气焰。

　　目前针对大案要案，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要求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务必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将重大案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障案件的查处；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重大案件要及时组织查处，把犯罪行为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尽量减少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坚持发挥公安机关查办案件的主力军作用；坚持“扫黄打非”机构部署、指导、协调、督察工作到位。此外，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群众的反盗版意识，每一起大案要案都会向社会公布，“新闻媒体的大力配合，广泛宣传是‘扫黄打非’工作取得进展的重要支撑。”

　　柳斌杰在总结长沙“１·２８”案的查办经验时指出，查办大案要案是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利用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两种手段，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活动。特别是要运用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加大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刑事打击力度，坚决杜绝有案不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的现象发生。

　　保护民族的创新能力

　　“盗版问题之所以屡禁不绝，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利益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我们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应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版权保护的意识，不买盗版，不给盗版生存的市场空间。”